全球銀行業從氣候聯盟退場

2025年10月，淨零銀行聯盟（NZBA）宣布將停止運作並解散，結束了這個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倡議（UNEPFI）與可持續市場計畫金融服務工作組共同發起、成立於2021年的國際銀行業氣候聯盟。

淨零銀行聯盟鼎盛時期匯聚了全球近150家大型銀行，組成一個銀行業主導、聯合國召集的平台，協調銀行業在貸款、投資、資本市場活動中向淨零排放目標對齊，以協助達成《巴黎協定》目標。然而短短4年後，該聯盟因主要成員相繼退出而最終瓦解。

對此，各界提出了不同的解讀與看法，主流評論直指2025年川普重返白宮後，聯邦政府所出現明顯的反氣候政策趨勢。川普在2025年初就職以來即簽署多項行政命令，推翻前任拜登政府的氣候倡議並進行重大調整，包括宣布國家能源緊急狀態擴大石化燃料生產與使用、停止對電動車基礎設施與再生能源項目的補貼，同時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協定》。

川普當選連任後到正式就職前夕，美國六大銀行相繼宣布退出由聯合國倡導的淨零銀行聯盟。自2024年12月起，高盛、富國銀行首先退出，接著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團、美國銀行於年底前退出，2025年1月初摩根大通也宣布退出。

各家銀行在聲明中並未直接將退出歸因於政治壓力，反而強調他們仍致力於自行達成淨零目標。儘管官方低調聲明，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些銀行退盟是為了預先因應川普及共和「反覺醒」政治勢力的抨擊，避免在新政府上任後成為眾矢之的。換言之，美國銀行的集體退盟被視為一種戰略性讓步，企圖減輕來自政治與監管方面的壓力。

在美國的銀行退盟風潮下，國際社會對此表示關切，不少專家直指美國國內政治對全球氣候金融合作造成破壞。倡議團體Reclaim Finance的高級分析師Paddy McCully抨擊這是種膽怯行徑，批評華爾街銀行在氣候議題失勢後便迅速淡化承諾，迎合政治風向。

環保投資倡議組織Share Action的主管Jeanne Martin則表示，對此結果極度失望，她指出全球最大銀行選擇逃避對氣候承諾的問責，等同後退一步放棄對抗全球暖化最嚴重影響的責任。

六大美銀退盟後，淨零銀行聯盟雖仍有逾140家銀行（多為歐洲、亞洲銀行）堅持參與，但外界質疑其公信力已受創。然而，美國的政治風向顯然對盟友國產生了外溢影響，加拿大四大銀行（道明、蒙特利爾銀行、加拿大國民銀行、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在川普就職前夕也同步退出淨零銀行聯盟，澳洲的麥格理銀行亦跟著退出、日本三大銀行（三井住友金融集團、野村控股、三菱日聯金融集團）亦在今年3月陸續退出。

即使是歐洲，英國兩大全球性銀行，滙豐銀行與巴克萊銀行也於2025年中退出淨零銀行聯盟，顯示北美銀行離場引發的多米諾效應。

滙豐在退盟同時將其自身淨零目標期限延後20年，並下調了環境承諾，可見對氣候責任的熱度有所降溫。國際環保組織則警告美國此舉可能自食其果，專家指出若華爾街銀行進一步退讓、放棄原有氣候承諾，美國將在全球舞台上被孤立，最終巨大的代價將由全球經濟、市場和易受衝擊的弱勢社群來承擔。當全球最大經濟體內部出現反對聲浪並導致集體退盟，其他國家勢必懷疑此類氣候承諾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淨零銀行聯盟自身存在結構缺陷，倫敦政經學院的研究分析指出，淨零銀行聯盟雖然以團結應對氣候為號召，但由於缺乏強制執行力與全球參與度，早已埋下隱憂。淨零銀行聯盟由西方銀行主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銀行參與有限，導致聯盟覆蓋面不足且易受地緣政治影響。更關鍵的是，淨零銀行聯盟為維繫籠絡眾多銀行，設定的是自願承諾而非硬性約束，一旦政治風向轉變，各成員很容易基於本國利益退出聯盟。

2025年4月，淨零銀行聯盟更進一步修改了旗下目標設定指引，將原本強制要求會員對齊1.5oC目標的規定改為僅「指導性原則」。淨零銀行聯盟表示此改變獲得壓倒性會員支持，認為這更能反映當前的經營現實環境。

這等同官方承認，嚴格要求所有銀行設定1.5oC目標在現實中執行困難，因此將強制條款放鬆為彈性原則。然而，這項重大鬆綁也凸顯聯盟對自身成效不彰的省思，因為許多會員難以達標，索性下調共同目標門檻來維持聯盟存續。

淨零銀行聯盟強調多數會員支持此決策，但外界與部分會員並不買帳。其中，荷蘭的創始會員Triodos銀行直接宣布退出淨零銀行聯盟，指責新指導方針僅「鼓勵」設定巴黎協定溫控目標，給了銀行過多迴旋空間，欠缺將投融資組合對齊1.5oC的急迫感，降低了聯盟對於淨零排放的雄心。

該行同時宣布決定提高自身的減碳目標，計畫在2030年將融資排放量從降低32%調整至42%。淨零銀行聯盟此番大幅鬆綁氣候承諾，反映出銀行業在落實淨零目標上面臨的現實挑戰和內部分歧，官方等於默許會員可採取更寬鬆的路徑，某種程度上承認了先前嚴格標準難以全面奏效，希望降低標準藉此挽留成員，反而適得其反成為了最後一根稻草。

隨著大批會員出走，淨零銀行聯盟於9月起已被迫暫停活動，並要求餘下成員投票決定是否轉型為顧問框架，因為聯盟只剩下一小部分的銀行。

有歐洲會員私下表示，在會員大量流失且關鍵的1.5℃承諾被取消後，他們很難看出繼續留在聯盟的意義。氣候團體對淨零銀行聯盟的作用更是直言不諱，早在銀行出走潮之前，歐洲央行等機構的分析就指出，此類自願性氣候承諾團體對減少金融業碳排放的效果相當有限。

隨著聯盟陷入癱瘓狀態，批評聲浪更加高漲。Reclaim Finance負責人Lucie Pinson在聯盟終局時表示，不會為淨零銀行聯盟的消亡感到惋惜，因為「這類金融聯盟對氣候幾乎毫無貢獻，注定失敗」。

部分學者也提出，銀行退出氣候承諾的抉擇背後有經濟誘因考量。耶魯大學Todd Cort教授指出，石化產業當前的高利潤和市場需求，讓銀行難以放棄相關融資機會。即使高碳排投融資會帶來長期氣候風險，這些風險往往分散且落後，短期內由整個經濟體共同承擔，單一銀行感受到的直接衝擊有限。

相較之下，立刻抽身石化產業則意味著喪失當前可觀收益，因此當氣候承諾與短期利潤相衝突時，銀行傾向於選擇後者。在市場逐利的本性下，僅靠金融機構自律，資金仍會流向高碳排與低碳排產業並存的方向，聯盟雖能倡導最佳實踐，但無法徹底改變資本配置規則。

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的分析亦顯示，當前全球氣候治理正面臨類似困境，如《京都議定書》完全自上而下的強制模式難以持續，容易引發責任分配和公平性的爭議；而如《巴黎協定》自下而上的自願模式，又因缺乏執行機制而效果不彰。

淨零銀行聯盟解散，不僅揭示出金融業自律推動氣候轉型的侷限，更凸顯當前全球氣候金融治理面臨的制度斷層。近年來，國際社會對氣候行動要求日益提升，然而過度倚賴金融機構扮演氣候守門人角色，卻忽略了產業轉型的現實難度與市場壓力。當銀行面對政治壓力與高碳排產業的短期高報酬誘惑時，單靠道德訴求與自願承諾，難以支撐其長期履行氣候責任。

事實上，若以過於激進的手段迫使金融機構抽離高碳排產業，不僅可能引發反彈，更會激化傳統石化產業與低碳政策之間的對立。這樣的對抗式邏輯，無助於推動整體經濟體朝低碳轉型前進，只會將矛盾進一步升級。在短期內，與其一味壓縮高碳排產業的融資管道，國家政策更應將重心放在擴大對再生能源與綠色科技產業的支持，讓新興低碳選項具備與傳統產業競爭的條件。

金融應作為一種市場「推力」，而非高碳排產業與淨零碳排目標的「石磨心」，政府部門應負起政策引導與激勵設計的責任，透過碳定價、稅收改革、研發補助與轉型基金等多元工具，引導傳統產業逐步內化氣候成本與調整商業模式。

(本文由台灣銀行家雜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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