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以「打擊詐騙」為由封鎖小紅書一年，為何引發爭議？

黃凱薈 - BBC中文特約記者

2025年12月6日週六上午12:48

台灣政府突然對小紅書發出一年的限制令，理由是該平台「詐騙案數量攀升」，且未回覆台灣當局的資訊安全改善建議。

目前台灣有300萬小紅書活躍用戶，以年輕人和女性為主，他們12月4日起點選小紅書應用程式頁面，將會呈現網路轉圈圈或連結不上的狀態。

禁令引發巨大爭議，不少台灣小紅書用戶表示反對，指使用該平台是看美妝、旅遊、生活或女性主義等非政治類內容，未來恐怕要「翻牆」，在野也質疑當局以打詐為名「築起網路長城」。

有學者對BBC中文分析，由於小紅書等中資應用程式目前在沒有「落地台灣」，這次限令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亦有專家點出，此事觸及到兩岸「法律管轄權」的敏感議題。

小紅書涉詐金額有多少？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12月4日召開記者會，以「詐騙攀升」及「資安檢測不合規且無回復改善要求」為由，即日起針對小紅書，發出限制令，暫定為期一年。

內政部警政署指，針對資安檢測不合格及涉入詐案數量攀升，台灣政府在今年10月14日發函要求改善，但小紅書母公司在20日之內期限內未有任何回覆。

內政部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2條「詐欺犯罪防制緊急事件」規定，對小紅書應用程式發出「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的行政處分，啟動相關技術屏蔽小紅書。至截稿前，小紅書未有公開回應事件。

據台灣警政署統計，小紅書在台涉詐去年有950件、總財損為新台幣1億3290萬餘元（約美元424萬元；人民幣3000萬元）；今年1至11月有756件、總財損達新台幣1億1477萬餘元（約美元367萬元；人民幣2600萬元）。

兩年合計共1706件詐騙案，造成近新台幣2.5億元（約美元800萬元、人民幣5600萬元）財產損失，涉詐手法包含假網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資、假交友、色情應召詐財等。

警政署公開數據則顯示，台灣今年11月平均每日的詐騙財損為近2億。換言之，小紅書2024及2025年的兩年詐騙財損總額，僅相當於台灣每一日的總額。

根據台灣數位發展部網路詐騙通報查詢網，Facebook錄得最多詐騙案 [台灣數位發展部網路詐騙通報查詢網]

台灣數位發展部「網路詐騙通報查詢網」也顯示，Facebook仍是詐騙媒介的最大宗，該平台過去30天共有51,468件；Threads列居第二（10,232件）；Instagram列居第三（6,862件）。小紅書的兩年1706件，遠遠不及Facebook一個月的案件數量。

針對為何美國、日本企業旗下平台詐騙案件數量遠超小紅書卻未遭限制，台灣「打擊詐欺指揮中心」指揮官馬士元表示，Facebook、Google、LINE、TikTok等其他跨國平台，皆已配合台灣法令設置「在台法律代表人」，而小紅書卻沒有，因此執法單位無法調閱資料、協助民眾追查犯罪成員，「嚴重侵害中華民國的數位主權」。

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周冠汝對BBC中文表示，台灣政府「以詐防條例」停止解析小紅書，雖在法律依據上無問題，但當局沒有具體交代小紅書的違法全貌、與小紅書溝通的情形等，因此難以判斷全網封禁「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員曾怡碩向BBC中文表示，他過去都反對以「認知作戰」為由封鎖中國應用程式，但如今當局以詐騙案件已有「具體事證」，僅依法行政要求小紅書配合打詐調查，屬實合理，「基本上已符合法律要件的話，政府就是去執法」。

淡江大學兼任教授、政治評論員方恩格（Ross Feingold）則告訴BBC中文，此次限令雖確有法律依據，但若要以資安理由落實封鎖，台灣政府還需更多溝通說服，「否則許多人都會認為這不是資安問題，而是政治動作，是因為兩岸問題」。

是否打意識形態？

小紅書自2013年在上海成立，被稱為「中國版改良的Instagram」，以女性用戶居多。

目前台灣有300萬小紅書活躍用戶，約每十人就有一人使用。據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台灣國高中生有85%使用Instagram，82%用Facebook，小紅書則為29%。

禁令出台後，有人在社群媒體Threads上表達支持，指「有疑慮的東西不要用，何況是敵國」、「細膩版的統戰」。

但也有不少網友表示，使用小紅書主要是看美妝、穿搭、旅遊、追星等非政治類內容，指該平台的氛圍比較「女性友好」，「沒有烏煙瘴氣的口水，也不用被男凝（male gaze）騷擾」，甚至是在小紅書獲得「女性主義的啟蒙」。

有網友詢問「有沒有VPN推薦」可以翻牆繼續使用小紅書，也有人質疑禁令是否「違憲」，並稱「真正的風險不是『禁小紅書』，而是『我們默默接受了政府可以開始管制我們的資訊入口』。只要接受了第一個，之後要禁什麼就變得非常容易」。

除了用戶本身，小紅書禁令遭在野批評。國民主席鄭麗文發文表示，小紅書在眾多社群平台中是公認最無涉政治，民進政府假借打詐構築網路長城，以國安為由箝制台灣引以為傲的網路自由，「從封殺中天、到現在封禁小紅書，民進終究活成了自己過去最討厭的樣子」。

民眾表示，按照政府的邏輯，交友軟體Tinder一樣沒在台落地且有高達790件詐騙案，質疑內政部是否也要同時禁止相關平台，「民進是真的有心打詐？還是只會打意識形態？」。

總統府發言人則表示，尊重內政部的決策。民進立委沈伯洋也發帖支持禁令，表示台灣必須守護好整個數位邊界，包括資安、詐欺、兒少隱私和「資訊的操作」，「我建議可以有更多行政措施，也要繼續跟社群平台攻防」。

台灣的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梁文傑就強調，封鎖小紅書的處置乃針對詐騙、假訊息等問題，「這個不是與兩岸有關的」。

此前，中國的《觀察者網》曾引述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回應稱，民進的藉口是「資安」，暴露的是他們內心的「不安」，「他們害怕台灣民眾透過各種方式了解中國大陸的真實情況，害怕自己費盡心機構建的『資訊繭房』被打破，害怕兩岸同胞藉由資訊互通增進了解、走近走親」。

資安疑慮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黃兆年接受BBC中文訪問時分析，社群平台上詐騙及假訊息猖獗，政府一般的管理方式是要求跨境平台業者「落地台灣」，並納入台灣法律管制，當局也可依法要求業者配合假訊息及詐騙相關調查。

然而，目前小紅書並無落地台灣，也不受台灣法律管轄。黃兆年認為，政府頒布一年的限令已是在現有的政策工具之中「沒有辦法中的辦法」，算是「相對有所節制」的管制措施。

針對資安問題，黃兆年也強調，台灣政府在頒布限令的同時，也必須積極充分做足社會溝通，尤其提升民眾對於中國體制特殊性的識讀，例如中國平台需要遵循當地《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要協助政府做內容審查、必要時提供用戶資訊等。

「這是中資業者不得不配合去做的事，與本土或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APP有本質上的不同。」

此前，台灣國家安全局針對中國應用程式的資安檢測，共計15項的檢測，包括蒐集位置、蒐集通訊錄、蒐集剪貼簿、蒐集截圖、讀取裝置上儲存空間、過度填寫個資、過度要求權限、強迫同意不合理隱私條款、未充分保障個資權利、未啟動時上傳非必要個資、逕向第三方軟體開發套件（SDK）共享個資、封包有無導向中國境內位置、蒐集程式清單、蒐集設備參數、蒐集臉部資訊。

中央社引述打擊詐欺指揮中心指揮官馬士元指，小紅書在上述15項檢測「全數不合格」，而其他中國應用程式抖音、微博、微信及百度雲盤，也普遍有蒐集敏感性資訊和數據回傳等六大資安風險。

報導引述數發部常務次長葉寧強調，若應用程式的營運環境在中國，中國政府可依法要求企業將用戶資料提供給國安、公安及情報工作部門，因此台灣用戶的個資，可能被中國特定單位蒐集及運用，帶來隱私與安全高度風險。

台灣數位發展部2022年已將小紅書、抖音及TikTok（國際版）列為「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公部門相關設備禁止下載使用，惟私人的設備不在此限。今年7月，內政部再下令所屬人員徹底卸載微信、微博、抖音、小紅書及百度雲盤，理由是這些中國應用程式會搜集手機所在位置、抓取截圖及錄影等資料，造成國安危害。

司法管轄權

這次事件也觸及到更敏感的「司法管轄權」問題。

台灣政府曾在10月14日透過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向小紅書母公司中國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發出的改善要求。海基會是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所成立的機構，在涉及公權力的事項中，受台灣政府所委託及授權直接與中國大陸就進行聯繫與協商。

小紅書對台灣當局的要求「已讀不回」，打擊詐欺指揮中心指揮官馬士元提到，中國公部門多次開罰小紅書應用程式，美國德州則直接禁用，可見小紅書「刻意迴避中華民國法律管轄」。

學者曾怡碩表示，其他平台都有配合，小紅書不願配合「很奇怪」，「背後北京有什麼考慮？是不是要用這個來做法律戰？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執行長吳銘軒也告訴BBC中文，當前詐騙案件多以「跨境協作」方式進行，絕大多數平台都有配合台灣司法單位協助調查，像小紅書這樣已讀不回非常罕見。

「這某種程度也表示，小紅書並沒有想要積極的對使用者被詐騙，負起一部分的責任來協助追查。」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則在《東森新聞》發佈專欄指出，禁用小紅書的爭議曝露了台灣數位治理制度的缺口，問題癥結不在於哪個平台詐騙多，而是「詐騙是否能夠被偵辦」。

「小紅書在台灣既無資料窗口，也無法律義務配合調查，而背後的資料處理又完全不受台灣監督。對執法與個資保護而言，這是一個『無法治理』的困境。」

羅世宏表示，台灣政府當前僅靠著跨境平台業者的「善意配合」，實質上缺乏類似於歐洲《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的機制，目前當局以行政處分來封禁小紅書，雖可立即阻斷風險，卻無法作為長期治理的適當策略，「民主社會依靠的是制度，而非臨時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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