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自由退潮：從《Liberties 2025 媒體自由報告》看歐洲警訊與台灣的危機

歐洲 Civil Liberties Union for Europe（簡稱 Liberties）發佈的《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報告讓我們看到歐洲民主的脆弱之處：記者被威脅、媒體被收編、公共資訊被遮蔽、政治人物繞過媒體、民主機制被侵蝕。

台灣今天面對的，也是同樣的挑戰，只是呈現方式不同。台灣的危機不是制度倒退，而是政治人物利用新媒體技術削弱制度。直播政治變成政治人物的擴音器，而媒體卻被迫退到訊息鏈的末端。

Civil Liberties Union for Europe（Liberties）[1]發佈的《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2]揭示了一幅被侵蝕的歐洲媒體自由地圖——政府介入、監管失靈、媒體市場集中、記者遭受威脅。報告蒐集來自 21 個歐盟成員國的資料，由 43 個公民自由與人權組織共同參與，呈現的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歐盟諸國新聞自由的「系統性退步」。

然而，這份報告所呈現的民主陰影並不僅屬於遙遠的歐洲。台灣在許多面向上，正與這股退潮同行：政治人物羞辱記者、直播政治繞過媒體、政府資訊公開形式大於實質、媒體市場高度集中、公共資源分配不透明——這些趨勢共同削弱媒體作為民主守門人的角色。

本文以 Liberties 的報告為切入點，提出四大觀察，並針對台灣現狀提出批判與警示。

一、媒體自由的侵蝕：從法律之外開始

Liberties 報告指出，歐洲媒體自由受到三大壓力：

1、政府透過國家廣告、補貼等方式影響媒體（如希臘、克羅埃西亞、馬耳他）；2、公營媒體被執政者政治化（匈牙利、斯洛伐克為惡例）；3、媒體監管機構遭政治操控（報告中指出在保加利亞（Bulgaria）、克羅埃西亞（Croatia）與希臘（Greece）等國，「雖然存在所謂獨立的媒體監管機構，但這些機構卻面臨明顯的政府或政治干預」）。[3]。這些情況未必出現在法律相關法條中，而是在政治運作與慣例中形成。

台灣的問題主要或許不是「政府想控制媒體」，而是政治人物直接對記者施壓，並利用社群動員取代制度性監督。

近年來，部分台灣政治人物——以黃國昌等具高度社群動員力者為代表——把記者當成政治對手對付。在直播、社群貼文或記者會現場，公開羞辱或嘲諷提問者，並邀請粉絲「一起公審」。這些非正式的壓力，比法律更有效地壓縮記者追問的空間。

歐盟報告警示：媒體自由常在沒有修法的情況下被侵蝕，而是從政治人物的態度開始。[4] 台灣正走在這條危險路徑上。

二、記者安全：歐洲是暴力與監控，台灣是羞辱與動員霸凌

在歐洲，記者面臨的是示威現場暴力、警方干涉、政府監控與 SLAPP 訴訟（Strategic Lawsuits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5]。

在台灣，形式較溫和，但效果或許更危險：

1. 「直播羞辱」：台灣特有的 SLAPP 變形版，台灣並非用訴訟，而是用直播攻擊。

政治人物在直播中，播放記者提問畫面、斷章取義、貼標籤（「側翼」「有立場」「帶風向」）、煽動粉絲留言攻擊。此舉不僅消解記者的專業，還讓編輯台開始「避免派誰去問誰」，寒蟬效應在新聞室內蔓延。

Liberties 報告強調：羞辱、動員攻擊與網路霸凌，產生與 SLAPP 同等威嚇效果。[6]台灣正朝此趨勢快速下滑。

2. 媒體成了政治直播的布景

記者本該是採訪者，卻在台灣直播政治時代成為政治表演的一部分。這比歐洲的「街頭暴力」更隱晦、但更深層地侵蝕了新聞自由。

三、線上直播政治：民主透明的假象，權力壟斷的真相

在這份評論中，直播政治值得拉出一個獨立章節，因為它已改變台灣的民主體質。

1. 直播政治的本質：繞過媒體的權力技術

直播看似透明，實則是「自我敘事、自我剪輯、自我審核、自我問答」。它是一種「繞道」：繞過記者、繞過編輯、繞過查證、繞過反詰與挑戰。

Liberties 報告雖未點名直播政治，但其核心警告完全適用：民主的退化往往不是從法律開始，而是從政治人物繞過媒體開始。[7]

2. 「即時直播羞辱」是一種新型公眾處刑

直播成為政治人物的武器，以即時公開方式羞辱記者，讓記者與媒體承受巨大的社群壓力。這是台灣獨有的「非訴訟 SLAPP」。

3. 直播政治的「假互動」與「真單向」

直播看似參與式民主，實則是政治人物決定議題、決定問題、決定留言呈現、決定敘事框架。粉絲團成為情緒迴音室，而非公共討論場域。粉絲被政治人物動員出來公審他們的政敵。

4. 演算法放大政治人物的直播權力

平台演算法偏好情緒強烈、節奏快、影像化內容，使政治人物直播更容易主導議題。記者提問不再是公共問責，而成為直播的素材。直播，於是成為一種不必透過媒體、也不必面對審問，就能掌握民意的政治工具。

四、資訊自由與透明度：台灣的「玻璃門」問題

Liberties 報告批評歐洲多國利用拖延、模糊、拒公開等方式阻擋記者取得公共資訊[8]。

台灣的問題不是沒有資訊，而是資訊不一致、不可比、缺乏查核條件、濫用例外條款。政治人物搶先在直播上自行公布、操控議題，這造成一種「看起來透明、實際不透明」甚至會以假亂真的玻璃門現象[9]。

更嚴重的是，台灣政治人物使用直播公布資訊，使媒體對公共資訊的掌握權被剝奪。民主國家的公共資訊，應以媒體詢問為優先，而非成為政治網紅直播的素材。

五、媒體所有權、公共資源與監管：台灣與歐盟的共通結構問題

報告指出歐洲多國媒體所有權高度集中，受益所有人不透明（例如：法國、馬耳他、荷蘭等國）[10]。

台灣的情況並不更好：財團跨足媒體、娛樂、政治影響力圈；地方政府廣告分配不透明；公營媒體定位模糊；純粹的新聞機構逐漸式微；監管機構遭不同陣營質疑。這些都與 Liberties 所點出的問題呼應。

當媒體市場集中、政治人物直播化、政府資訊分散在社群平台，民主的「公共事實」就會瓦解。

六、台灣需要什麼樣的改革？五項建議

1. 政治人物應被要求遵守公共採訪倫理，不得直播霸凌記者。直播不是免責空間。

2. 記者協會與媒體公會應制定「直播干預採訪準則」，避免採訪權遭政治直播侵蝕。

3. 建立「國家廣告公開資料庫」，比照 Liberties 建議，讓政府資源分配透明可查。

4. 加強政府資訊公開法與審查機制，避免濫用例外條款。

5. 制定台灣版的反 SLAPP 機制（包含非訴訟型），包含直播霸凌、群眾動員的寒蟬效應。

6. 立法院應制定內規，禁止立法委員於各種會議中直播。

民主不是靠直播，而是靠問責

Liberties 的報告讓我們看到歐洲民主的脆弱之處：記者被威脅、媒體被收編、公共資訊被遮蔽、政治人物繞過媒體、民主機制被侵蝕。

台灣今天面對的，也是同樣的挑戰，只是呈現方式不同。台灣的危機不是制度倒退，而是政治人物利用新媒體技術削弱制度。直播政治變成政治人物的擴音器，而媒體卻被迫退到訊息鏈的末端。

當媒體退後一步，政治人物便前進兩步；當記者失去保護，民主就失去免疫能力；而當社會誤以為直播就是透明，我們可能正走入一個看得到政治人物的臉，看不到權力及事實真相的時代。

民主不是靠直播，而是靠問責。 而問責，需要一個被尊重、能自由提問的媒體環境。

[1] Civil Liberties Union for Europe（簡稱 Liberties）是一個總部設於柏林的泛歐洲公民權利組織，由數十個歐盟成員國的人權團體、法治監督組織與倡議者共同組成，旨在捍衛歐洲的民主制度、新聞自由、隱私權與公民基本權利。Liberties 專注於監督各國政府是否侵害言論自由、媒體多元性與公民參與空間，並定期發布跨國比較的年度報告（如《Media Freedom Report》），向歐盟機構提供政策建議，是歐洲最具影響力的獨立人權監督網絡之一。

[2] https://www.liberties.eu/f/oj-aem

[3] 詳註2：Liberties 2025 報告，Media Freedom section。

[4]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Introduction & Overview section。

[5]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Chapter: “Journalists’ Safety & Protection”

（報告內有長篇幅討論 SLAPP，並對比各國反 SLAPP 指令實施狀態。）

[6]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Section: “Online Harassment & Gendered Abuse” / “Chilling Effects”

[7]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Overview & Executive Summary（特別涉及政府直接對公眾溝通、弱化媒體的章節。）

[8]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Chapt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 Transparency”。

[9] 玻璃門現象（Glass-Door Transparency Phenomenon）指資訊看似公開透明，但實際上無法穿透理解、無法檢驗，也無助於真正問責的一種治理假象。政府或機構形式上提供資料，例如公告、開放資料庫或記者會資訊，但內容通常零碎、格式不一致、關鍵資訊缺漏，或被大量例外條款遮蔽，導致公民與記者雖然「看到門內的光」，卻始終無法真正進入理解實情。此概念對應公共行政學中的「不透明的透明」（opaque transparency）與「象徵性透明」（symbolic transparency），被視為資訊公開制度的一大盲點，常造成民主監督功能名存實亡。在媒體研究中，它常用來批判政府利用形式透明掩蓋實質不透明的治理策略。

[10] 詳註2：Liberties, Media Freedom Report 2025 — Section: “Media Ownership & Plu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