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憲法約束的政府 交由人民管訓

台灣的民主並非制度自然演化的結果，而是一段充滿衝撞與拉扯的歷史產物。在這段歷史中，民進曾是最鮮明的反對力量之一。它挑戰威權、推動改革，為政治自由與民主制度的建立留下深刻的印記。

然而，民主鬥士最嚴峻的考驗，往往不在於對抗權力，而在於成為權力重鎮之後，是否願意接受權力的約束。

當一個以「反威權」為核心認同的政，執政後卻對國會多數決議表現出明顯不屑與抗拒，問題便不再是政策爭議，而是更根本的提問：憲法是否仍是所有政治行為者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則？如果執政成為「憲政流氓」，民眾奈他何？

憲法並未要求行政權「無條件服從」國會，而是設計了覆議制度，讓行政院在認為法律窒礙難行時能表達異議。這是一種理性的制度安排，但憲法也清楚畫出界線：覆議，只能用一次。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覆議若遭立法院否決，行政院長「應即接受」。這句話並不複雜：行政權可以表達反對，但不能拒絕結論；可以不同意，但不能沒完沒了。程序走完，行政權就必須回到它最基本的角色：依法執行法律。問題出在民進耍無賴，執意抗拒憲政規範，堅持成為憲政脫軌者，行徑宛如流氓。

在當前政治實務中，行政院長對法律的「副署」，被民進賦予超出憲法文本的意涵。原本作為執行責任確認的制度性動作，竟然被操作為對抗國會多數的政治工具。這乍看只是權宜操作，從憲政結構看，卻等於在沒有明文授權下，創設了一種「事實上的行政否決權」。它不只模糊了權力分立的界線，更動搖了責任政治的根基。

不接受立法院通過的《財政收支劃分法》，行政院提出多項理由拒絕副署，但若回歸憲法法理檢視，這些理由並不難釐清：《財劃法》屬制度性財政立法，非年度預算，自難適用憲法對預算審議的限制；《公共債務法》規範行政機關的財政紀律，而非立法權限的邊界；憲法早已明定，中央財政與國稅制度本就是中央立法事項。

至於「施政不便」、「影響彈性」等說法，更屬於政治語言，而非憲法判準。政策執行困難本是民主常態，並非拒絕執法的正當理由。更關鍵的是，誰有權判斷法律違憲？答案明確：違憲審查權專屬憲法法庭，而非行政機關。當行政權以自身判斷為由選擇性執法，實已跨越制度分際。

民進政府是「雙少數」政府，少數政府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憲法忠誠」。從比較憲政來看，少數政府並不罕見，也不必然導致制度失靈。真正的關鍵，在於執政者是否展現 「憲法忠誠」。這種忠誠，不是對條文的機械服從，而是一種更深層的制度自覺：即便政治決議不如己意，仍願意接受程序所產生的結論。當行政權繞過既有程序，將院際衝突升高為憲政衝突，短期或能爭取政治空間，長期卻會侵蝕民主制度的信任基礎。

民主憲政真正要保護的，從來不是某一方的政治正確性，而是程序本身的可預期性與拘束力。一旦程序能被選擇性遵守，民主就不再是制度，而只剩立場。憲政危機往往不是轟然倒塌，而是悄然鬆動。它始於「這次例外」，終於「例外成為常態」。

防止這條滑坡的唯一方式，就是要求所有掌權者，無論其過去有何貢獻，無論政治背景為何，都必須對憲法程序保持最低限度卻不可退讓的尊重。而當執政變成無法無天的憲政流氓時，民眾就必須將其五花大綁，送去管訓，也就是變成在野，促其深刻反省，而且不能再當家作亂。（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