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院還在 但監察已死

如果一個國家的監察院需要反覆對外解釋「這樣做不違法」，那麼問題往往已不在法條，而在制度的道德破產。

監察院長陳菊請假超過一年所引發的爭議，表面看來是病假、事假與延長病假的技術問題，實際上卻是一場制度的自白。它清楚地告訴社會，今日的監察院，已經不再在乎「是否公正合理」，只在乎「是否能自圓其說」。這正是制度墮落最典型的徵兆。

中華民國監察院的設計初衷，原本極其清楚，也極其嚴肅。五權憲法之所以將監察權獨立出來，目的從來不是行政附庸，而是權力剋星。監察院被賦予調查權、糾彈權，正因為制憲者早已洞悉，當權力只在同一價值體系內彼此制衡，最終必然走向彼此包庇，而一旦是非被立場取代，監督失去獨立，制度便不再制衡權力，而只剩替權力背書的功能。

監察權存在的理由，說到底只有一個，那便是專門對付那些老百姓不敢碰的權力惡行，一旦這個理由消失，監察就只剩形式，正義也隨之死去。

即便在戒嚴年代，這個制度並非全然空洞，監察院屢屢曾對高層官員發動糾彈，讓社會看見「官再大，也有人敢查」。那是一個制度仍保有尊嚴的年代。而今天，這份尊嚴已經被徹底消費。

陳菊請假案之所以引爆爭議，並非因為社會對她的病痛缺乏同理心，而是因為一個極其基本的問題始終無人回答，即一位長期無法履行職務的監察院長，為何仍必須佔著這個位子？

對此，監察院給出的答案令人厭倦：「依法行政」。人事室鉅細靡遺地解釋請假順序、假別計算、兩年不得超過一年的條文設計，彷彿只要算式正確，制度就仍然健全。但這正是問題所在。

監察院的角色，從來不是鑽法律漏洞，而是補法律之不足。它存在的理由，是當制度被濫用時挺身而出糾彈，而不是當制度被濫用時出面護航。

如今，這個角色完全顛倒。一個監督百官的機構，正在替自己的院長證明「我還沒違法」，一個本該對權力保持距離的制度，正在用技術語言為權力延命。其實，這早已不是依法行政，這是赤裸裸地制度替人服務。

多年來，監察院早已被徹底政治化，委員提名不再以風骨與專業為準，而是以立場與忠誠為門檻，監察權因此失去方向，只剩選擇性使用的價值。

該查的時候不查，該靜默的時候卻異常勤奮，對執政權力小心翼翼，對政治對手毫不手軟，監察院不再是國家的免疫系統，而是執政者的工具箱。這種轉變，不需要陰謀論，也不需要誇張描述，只需觀察實際運作即可。當權力中心屢屢避開實質調查，當爭議事件總能「查無不法」，當監察權的出鞘對象高度一致，社會自然會明白，這不是制度失靈，而是制度選邊站。

於是，監察淪為姿態展示，而非權力行使，成了政治語言，而不再承擔公共責任，這正是整個制度最令人不齒之處。

這場制度失序，並非單純的行政疏失，而是民進長期以來「不分黑白、只分立場」的價值觀所造成的必然結果。當政治忠誠凌駕是非判斷，制度自然被視為可任意調度的工具；當顏色取代倫理，監督便失去存在意義。無論是否換人執政，只要這種價值觀不被糾正，制度終將走向同樣的墮落。只是到了今天，這條路已被民進帶到了死巷，監察院依然存在，監察卻已死亡，機構尚存，正當性卻已徹底破產。

而歷史終將記住的，從來不會是哪一條請假規則被如何巧妙地解釋，而是一個原本為了制衡權力而設立的制度，如何在極度扭曲的價值觀侵蝕下，主動選擇站到權力那一邊。

當是非讓位於忠誠，監督讓位於護航，制度的墮落便不再需要任何藉口。這不是陳菊個人的病假問題，而是一個文明社會應否仍然堅守的道德底線問題。（作者為海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