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仁慈：台灣流浪犬貓政策盲點與「零撲殺」的責任逃避

文：劉哲廷

在台灣，「零撲殺」已經成為一個充滿道德光環的標籤。它在公聽會上被喊出，在選舉時被包裝，在媒體的鏡頭裡化為一則動人心弦的標題。仿佛只要我們把收容所裡的安樂死數字壓低到零，就能證明我們是文明社會，證明我們比上一代更有憐憫。但現實卻是，當犬貓不再在收容所被執行安樂死，它們只是被放逐到另一個更大的收容所：街道、田野、山林。

人類的慈悲，在這裡變成了一種殘酷。

因為人們拒絕面對「流浪動物」與「野生動物」之間的深刻衝突，我們假裝沒有看見：一隻自由遊蕩的流浪犬，或一群已經野化的犬群，對台灣本土物種的威脅遠超過我們願意承認的程度。保育學者早已記錄下許多案例：山羌在山林裡被犬群追殺，穿山甲幼體在洞口被咬死，甚至台灣藍鵲的繁殖成功率因犬貓干擾而降低。這些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持續、擴散、難以逆轉的生態破壞。

然而，公共輿論裡的焦點卻只圍繞在「狗貓是不是可愛」「是不是很可憐」「是不是值得給牠們第二次機會」。野生動物沒有發言人，沒有社群動員，沒有在臉書上寫下哀傷故事的能力。於是，我們選擇性的憐憫，只讓其中一方被看見，另一方卻被迫在沉默裡滅亡。

這樣的「動物保護」，其實不是動物保護。它只是人類在逃避倫理困境時，為自己找的一個廉價安慰。

錯位的善意

我們需要誠實地問：為什麼收容所的「零安樂死」會被奉為一種善的指標？

原因之一是，它滿足了人類「避免親手殺生」的心理需求。將死亡隱匿，彷彿就能迴避自身的責任。我們害怕成為加害者，於是把那些被棄養、被遺棄的生命推向一個看似更自由、更浪漫的歸宿－－街頭。然而，死亡仍然存在，只是換了一種不被直視的形式：車禍、疾病、飢餓、長期受傷、天敵攻擊。這樣的死亡往往更漫長、更痛苦，但因為不發生在收容所的鐵籠內，就顯得與我們無關。

這是一種「消極的善意」。它保護的是我們的道德形象，而不是犬貓的福祉。

另一個原因則是，政治人物需要簡單的口號。零撲殺，零安樂，這些口號短小、易記、容易在媒體傳播。它們讓政策可以在選舉時被包裝為政績。但真正困難的工作－－例如追蹤飼主責任、嚴格規範繁殖業、禁止隨意餵食流浪動物－－這些需要大量資源與社會共識的措施，往往被迴避。因為它們會引發衝突，會觸動利益，會要求民眾承擔責任。

因此，「零安樂死」成了一種表演，一場政治與輿論共同編造的幻覺。

野生動物的沉默代價

要理解這場幻覺的代價，就必須把焦點轉回台灣的生態現場。

在台灣，野外的犬貓並不是「自然的一部分」。牠們是外來入侵者，是在農村、郊山、甚至保護區裡橫行的捕食者。貓的狩獵本能，讓牠們對鳥類和小型哺乳動物造成極大壓力；狗的群體行動力，則使牠們能追殺體型遠比自己大的野生動物。當這樣的壓力長期存在，野生物種的族群就會逐漸崩解。

問題在於：野生動物的死亡不像犬貓那樣被看見。牠們沒有名字，沒有社群粉絲專頁，沒有能夠募款的可愛照片。當一隻穿山甲死於犬群追逐，這件事不會登上新聞頭條，也不會讓大批民眾捐款支持。野生動物的死亡，是靜默的、隱匿的、無人為之哭泣的。

因此，社會才會如此冷漠。人們口中常說「生命平等」，但在實踐上，卻是把犬貓的生命置於優先，而犧牲了整個生態系的完整性。這是一種「選擇性的同情」，是一種帶著偏見的愛。

TNR的迷思與失靈

台灣在過去十多年，把TNR（捕捉－結紮－放回）視為主要政策工具。它的理論基礎是：只要結紮足夠比例的流浪犬貓，族群數量就會逐步下降，最終得到控制。

但實務經驗顯示，TNR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成效。因為在都市與農村，總有一部分犬貓難以捕捉，牠們成為族群持續繁殖的核心。尤其是野化犬群，具備強烈的攻擊性與警覺性，往往難以被捕捉結紮。於是，即便有七成被結紮，剩下的兩三成仍足以維持甚至擴張族群。

同時，當TNR變成社會默認的「唯一解方」，它也製造了另一種道德誤導：人們以為，只要參與餵食、幫忙結紮，就算是盡了一份責任。然而，這些行為往往強化了犬貓在野外的存活機會，讓牠們持續存在於本不屬於牠們的生態空間。

TNR的迷思，讓人們忽視了最根本的問題：犬貓本不該成為「野外的一部分」。真正的解方不在於「讓牠們更好地在野外存活」，而在於「讓牠們回歸飼養、收容，或者在必要時，給予人道安樂」。

收容所的困境與社會的逃避

收容所，原本應該是短期的中繼空間，協助犬貓尋找新家，或在人道安樂的前提下，避免長期痛苦。但在「零安樂死」的口號下，收容所被迫成為長期收容機構，甚至不得不收容數量遠超過設計容量的犬貓。

結果是：過度擁擠、疾病傳染、壓力導致的行為問題，甚至收容所人員的心理創傷。這些現象其實比安樂死更殘酷，卻因為不符合社會期待而被掩蓋。

人們拒絕談論安樂死，因為它觸及了我們對死亡的恐懼，也挑戰了我們「善良」的自我形象。但事實上，安樂死若能在人道標準下執行，反而是避免漫長痛苦的一種解脫。問題不在於安樂死本身，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為這個抉擇負責。

逃避，只是把痛苦推給動物與第一線的收容所人員。

回到源頭：飼主責任與制度設計

若要真正解決流浪犬貓問題，社會必須把焦點從「末端補救」移回「源頭管理」。

首先，飼主責任必須被具體落實。這不只是呼籲人心，而是需要制度設計。嚴格規範繁殖業，強制推動寵物登記與絕育，重罰棄養行為，這些都是必要手段。

其次，社會必須放下對「安樂死」的污名化。當犬貓已經無法回到家庭、無法在收容所長期安養、無法不危及野生動物時，人道安樂應該被視為一種負責任的選項，而不是「殘忍」的代名詞。

最後，有限的資源應該重新分配。與其無止盡投入在末端的TNR與無限期收容，不如把經費放在飼主教育、繁殖源頭控管，以及保護野生動物的措施上。

道德的考驗：我們願意承擔什麼？

這個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我們愛不愛動物」。台灣社會顯然愛犬貓，甚至愛到願意為牠們捐款、開咖啡館、成立社群。但這樣的愛，是否建立在對其他生命的犧牲上？是否建立在拒絕面對現實、拒絕做出艱難抉擇的懦弱上？

真正的動物保護，不是只保護那些能引發我們同情的犬貓，而是整個生態系。真正的仁慈，不是把死亡隱匿起來，而是誠實面對痛苦，選擇相對減輕的方式。

當我們喊出「零撲殺」口號時，應該同時問自己：這個數字的零，是誰替我們承擔的？是野生動物的滅絕？是犬貓在街頭的漫長痛苦？還是收容所人員在夜裡的崩潰？

我們要的到底是「真實的善」，還是「看起來善良的幻象」？

台灣若願意誠實面對，流浪犬貓問題不是無解。它的解方在於：從源頭管理飼主責任，重新檢討TNR與零安樂的迷思，勇敢承擔「人道安樂」的倫理決策，並且把有限資源投入到最根本的治理。

這樣的選擇不會討好每一個人，不會得到最容易的掌聲。但它才是真正的動物保護。

因為一個社會的成熟，不在於我們能否迴避痛苦，而在於我們是否有勇氣承擔痛苦。

延伸閱讀
全球銅價再創歷史新高，為何專家評為「壞牛市、假繁榮」？
「同路人」為何比更激進？鄭麗文帶領的國民，是否會步上香港建制派後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