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靜車廂爭議裡的稻草人謬誤

黃致豪／律師，本文摘自作者臉書

在辯論的論證手法中，有一種偏門手法，通常是透過以下三步驟來操作：（一）曲（誤）解事實或對手論點；（二）針對曲（誤）解後的論述加以攻擊（此時也常見結合訴諸情緒的謬誤）；（三）最後再宣稱自己已推翻對方論點。

這種手法，一般稱之為「稻草人論證」（straw man argument）或「稻草人謬誤」（straw man fallacy）。而值得注意的是：稻草人謬誤的操作，同時包含了刻意曲解（也就是有意「偷換概念」），以及非刻意的誤解（也就是無心之間對於事實或論證的理解錯誤，錯把馮京當馬涼）。

這種偏門論證手法或謬誤，在目前的台灣社會，尤其是以立法院為核心的政治舞台，相當盛行；甚至在民間有關公共政策的論辯過程當中，也絕非少見。

可惜的是：台灣社會的公民或許並沒有全面發展出辨識「稻草人謬誤」類型論述的能力，有時乃至於放任情緒溢流，彼此相互攻訐，論述上卻難以真正有效交鋒，自然也就難論什麼思辨邏輯周延與否的問題。

近日台灣社會有關高鐵「寧靜車廂」政策的情緒風潮，似乎便頗有此風，諸多反對此政策的論者中，在邏輯上犯下稻草人謬誤的，似乎也不乏其人。這類說法往往是以：「寧靜車廂勸導措施針對親子乘客規範-->造成親子乘客受壓力噤聲或造成恐懼，是一種「厭童」措施-->寧靜車廂勸導措施應該予以停止」作為典型論述結構。

不過，事實是如此嗎？

***

辨識乃至於破解稻草人謬誤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正是「反稻草人」三段論：（一）直接指出對方刻意曲解或無心曲解的事實或論述內容；（二）針對包含誤解或曲解內容的對方論述加以指摘，並指出對方訴諸情緒的手法；（三）主張對方宣稱「推翻論點」之舉根本是自說自話、無效論證。

以上報在2025年10月14日刊登的讀者投書「高鐵『寧靜車廂』 虛偽的『厚道』」一文（以下稱廖文）為例，論者便以：

（以下引號內為廖文引文）

「公共運輸，從來就不是所謂「成人專屬的安靜空間」，它是所有公民，無論年齡大小，都享有參與和發展權力的社會縮影」起頭，直訴「高鐵「寧靜車廂」的爭議，赤裸裸地撕開了一道傷口，台灣社會對於幼小生命及其照顧者的包容度，是否正處於一個令人擔憂的低點？」

之後繼而論證：

「要求兒童「不得發出聲音」，實質上就是排除他們參與社會的權力，這與我們身為《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所應保障的平等與包容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公共禮儀的標尺，常常朝向最無辜、最弱勢的群體下刀，形成了極端的道德雙重標中，孩子是犯人嗎？」

「厭童情緒的蔓延，是一種共感缺損，不僅僅是討厭孩子，它將生命最初、最原始的表達方式徹底污名化，並拒絕看到他人的情緒和痛苦。」等語。

很可惜地，以上的論述方式，恐怕正是標準的「稻草人謬誤」示範。因此，我且以反稻草人三段論略對之：

一、廖文有關「寧靜車廂」政策的論述，與既存事實不符：

事實是：

（一）寧靜車廂的規範（不是「政策」），出自於台灣高鐵旅客運送契約第十一條第十款。規範對象，是「喧譁、以電子產品進行交談或視訊、播放通訊軟體提示音或影音媒體等其他明顯妨礙他人安寧之行為』的乘客。「經勸導不聽」的效果是「解除運送契約」。

（二）紀錄所及，高鐵已經多次「強調」：勸導措施「不包括嬰兒、幼童或因疾病影響自主能力者」。換句話說：因年齡或疾病欠缺自主能力者，根本不受限制。

（三）現實中確實存在某些把上開寧靜車廂勸導措施予以「誤解」或「曲解」的乘客，但高鐵並沒有法律或契約上的權力去管制這些乘客「不要誤解或曲解」-- 一如公車與捷運的司機或其公司，基本上無力阻止老年人在公車捷運上羞辱、甚至辱罵使用優先座的年輕學子一般。（你可曾認為捷運公司或公車公司「厭年輕人」？）

簡單講：寧靜車廂的勸導措施，根本與嬰幼兒、親子乘客無關。該措施更不能代表高鐵「要求兒童不得發出聲音」或者「厭童」。

二、因此，廖文當中所謂「要求兒童不得發出聲音」、「成人專屬的安靜空間」、「厭童情緒」等描述，在社會當中某些角落容或存在，但這卻與高鐵的「寧靜車廂勸導措施」無關。廖文的描述方式，除了可能涉及稻草人謬誤外，也可能涉及過度放大（以偏概全）的謬誤與訴諸情緒的謬誤。

三、綜上，該文的論證可能對於「寧靜車廂勸導措施」的相關討論（包括：要不要從民事契約的性質推廣成為公共政策？的利害權衡與實證研究）以及理性思辨，並沒有幫助。

***

本文一出，我料想諸多家長或將鳴鼓攻之，把本文與作者誤解成「成人沙文主義者」或「厭童者」。

不過，我身為兩個孩子的父親與高鐵常態乘客，除了向來峻拒體罰與貶抑未成年人尊嚴的行為外，在高鐵上或其他大眾運輸工具上，從來也就只針對大聲播放影片音樂者提出勸導或投訴。至於若有寵物、未成年人，乃至於精神或神經發展疾患朋友（例如妥瑞氏症）發出任何聲響，我既能理解，自然從未感覺半絲不快。甚若遇到有人對這些弱勢群體「說教」，我多半也是上前勸導說教者。

至於本文之評論，以及引用廖文為例，也純為社會制度公論目的，與廖女士個人更無絲毫關聯。

事實上，廖文所述有一點我完全同意：台灣社會容有相當程度的「厭童情結」（君不見：台灣贊同體罰以及對非行少年重刑之聲，高唱入雲？），也應該對症下藥，以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但那「症」，卻不是在高鐵的寧靜車廂勸導措施上，而是在公民教育裡，在我們如何理解未成年人的主體地位與最佳利益裡。

憑情緒追打、抨擊高鐵的寧靜車廂措施，或者厭恨支持寧靜車廂勸導措施的人，並不會對未成年人在我國的地位與利益有任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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