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專欄：壓迫人民的 不准人民咖啡館以「人民」為名

洪耀南／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

當「人民咖啡館」在中國多地悄然展店，從紅磚牆、紅五星到革命復古的裝潢，一杯「懷舊拿鐵」端出了整套紅色美學復古風。年輕人換上紅軍裝自拍、店內播放紅歌，喝的不是咖啡，而是一套經過審美化包裝的政治記憶。

然而，這場紅色商業潮還未完全升溫，就被官媒一聲喝止。《人民網》點名批判：「『人民』具有公共屬性與政治內涵，不容褻瀆、不可濫用。」換言之：「人民」不是人民的，而是的。

紅色主題、綠色鈔票：政治專利的邊界

人民咖啡館究竟犯了什麼錯？是紅得太過火？革命氛圍太逼真？還是「人民」兩字太過刺眼？它犯的並非商業過失，而是語言禁忌。在中國，使用文字本身就是政治行為。

1949年前夕，「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原擬國名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毛澤東一句「有了人民，就有民主」，於是刪去了「民主」二字，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國名塵埃落定。

「人民」的納入極具政治象徵：它涵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表面上廣納群眾，實則定義群眾。更進一步，從「中國人民解放軍」到「最高人民法院」、各級「人民政府」「人民檢察院」，「人民」成為制度命名的統一模板——一切權力機構皆打著「人民」的名號，但無一由人民選出，亦無一受人民問責。

而如今，一家民間咖啡館僅僅將「人民」掛上店名，便被扣上「褻瀆」的罪名。這不是語言保護，而是語言壟斷。

在的語言秩序裡，「人民」不再是一個共享的名詞，而是一張帶有印章的政治專利；不再是一種集體記憶，而是一種權力標章；不是公民的權利語彙，而是政權的語言資產。

從《為人民服務》到為誰服務？

第一個開『人民』的玩笑是閻連科，在他的小說《為人民服務》中描繪了一個語言與權力錯位的荒誕場景：

主角吳大旺是某部隊師長家中的勤務兵，肩負著「為人民服務」的政治信條，卻逐漸將「為師長家服務＝為人民服務」內化為個人使命。當師長外出，師長夫人劉蓮透過移動一塊印有「為人民服務」紅字的木牌，傳遞某種無聲的命令：上樓上房，履行她的情慾所需，這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環。

在這個設定裡，「為人民服務」不再是政治口號，而成為慾望驅使下的權力暗號。語言從價值信仰轉化為權力調度，服務的對象從抽象「人民」滑向具體權勢者，甚至是其肉身慾望。

閻連科以小說形式寫出中國語言政治的核心荒謬：當一個詞語的解釋權只屬於掌權者，它便能在不同場景中成為操控工具。

擦邊球，還是撞到語言的主權高牆？

人民咖啡館本想玩一場「紅色復古＋消費文化」的網紅行銷遊戲，沒料到卻撞上語言治理的高壓電網。官媒一聲喝斥，品牌即刻「去人民化」、低頭致歉，反應之迅速，不是意外，而是制度性的肌肉記憶。

這也再次揭露中國市場的基本悖論：

一邊高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不容你觸碰紅色語彙；一邊鼓吹「文化自信」，卻對「人民」兩字神經質般敏感；你可以裝飾革命，但不能借用革命；你可以販售紅色，但不能註冊紅色；你可以讚美「人民」，但不能用它泡咖啡。

在這套語言秩序裡，政治符號的所有權歸屬單一：政權。民間一旦挪用，便是「褻瀆」；官方高舉，便是「莊嚴」。

結語：人民，究竟屬於誰？

習近平常說：「人民就是江山。」但潛台詞是：「江山不是你的。」

「人民」二字不能出現在咖啡館的招牌上，卻能大剌剌地出現在維穩預算、審查制度、社會控制與民族政策的正當性論述中。這個詞被用得越頻繁，與真正的「人民」之間的距離反而越遠。

要真問一句：誰在褻瀆「人民」？答案恐怕不在人民咖啡館，而在那支只許一種語言合法、只准一種信仰存在的權力之手。畢竟，在這座語言只屬於政權的國度，就連「人民公廁」都得小心，別踩到主權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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