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專欄：從于朦朧到吳亦凡的死亡 「為什麼我們不能問？」

洪耀南／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

死者靜默，活人沉默：當事件只剩「存檔」的權利

2025年秋，中國接連發生兩起轟動卻迅速被噤聲的事件——演員于朦朧墜樓身亡與吳亦凡「獄中死亡」傳聞流竄。前者屬實卻無人敢問真相，後者未定卻全網封鎖。兩起事件未必關乎高層政治，卻皆觸發了國家語言治理的最高級別反應。這不是單純的輿論控管，而是一場「語言滅火」行動：迅速降溫、全面封口、轉移焦點，如同國家級公關緊急演習。

但更值得警覺的，是這些事件如何暴露中國語言政治的深層機制：你不能問，也不該懷疑；真相不被駁斥，而是被封存；死亡不再引發對生命的反思，而只是另一場對敘事權的封鎖作業。

誰能說話，誰能提問：語言禁制的政治邏輯

中國的語言治理從來不以「是否為真」作為審查標準，而是「是否可說」。「不實傳聞」、「非刑事案件」、「以官方為準」這些語言模板，所指向的不是真相，而是話語的所有權。

這背後運作的是一套高效率的三段式輿情控制模型：

1. 降溫：發布極簡通報，迅速賦予官方定性，掩蓋資訊真空。

2. 封口：關鍵詞清除、搜尋屏蔽、話題蒸發，連「合理懷疑」都不被允許。

3. 轉移：同時推出「正能量」事件（如火箭發射、體育勝利），用時間與資訊重疊製造遺忘。

這種制度性話語管制，不再是毛時代的大喇叭，而是微操控的「算法馴化」。不是命令你閉嘴，而是讓你自覺不該開口。

情緒防火牆：控制的不是事件，而是共感能力

娛樂新聞本應是「安全領域」，但在中國，它早已成為權力感知群體情緒的風向標。當明星的死亡或醜聞引發集體共鳴，這種「跨階級、跨地區」的共感就具有潛在動員性。

真正令人忌憚的，不是某個明星的死因，而是人們是否開始產生一個集體疑問：「到底發生了什麼？」這類疑問，若無法導入官方話語框架，就會被視為潛在顛覆力量。

因此，「謠言」一詞早已從事實判斷工具變成政治性標籤：任何未經批准的敘事，即使真實，也可被歸類為謠言。而「不傳謠、不信謠」實質上是「不產生集體想像、不激發敘事權奪還」。

死亡成為制度鏡像：個人命運只是代價

于朦朧之死、吳亦凡傳聞，都未必是「政治事件」本身，或是涉及權貴之子？但它們所激起的社會反應，觸及了制度最深層的恐懼：集體敘事的出軌風險。這正是治理的核心焦慮—不是怕謠言本身，而是怕謠言成為另一種「真實的生產機制」。

死亡，在中國語境中從未只是死亡。它是政治穩定的壓力測試，是語言秩序的壓力閥。當一個社會連死亡都無法公開討論，便意味著它已進入「語言的戰時狀態」。

語言虛無主義：真與假，不如說與不說

當中國網民只剩下「R.I.P.」可以留言時，這不只是社會的哀悼能力喪失，更是一種政治馴化的徵兆。

你可以相信官方，但官方不需要告訴你一切。你可以質疑，但質疑不會有出口。於是，一個社會就進入「語言真空」：人們仍說話，但不再相信語言有力量；人們仍表達，但只在可控語境中循環無效共鳴。

這不是言論自由的剝奪那麼簡單，而是言語本身被去能力化（disempowered）—說話成為一種虛耗行為，不再能建構現實。

結語：在沉默中，真相變成違禁品

從這兩起事件我們看到的不是死亡的真相，而是真相如何被死亡。整個社會不是「無法說話」，而是「學會了沉默」—這是一種更高階的控制形式，讓人們在內化審查後，自覺劃定語言邊界。

這不是禁聲，而是生產一種新的語感：「這不能說」、「這說了沒用」、「這說了會被懷疑」—當語言被制度化為風險，沉默就變成唯一安全的策略。

而我們最該警覺的是：當社會集體接受「沉默即美德」時，語言不再創造現實，而只剩遺憾的迴聲。

我們應該問的不是「吳亦凡有沒有死」，而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問」？

死亡可以是偶然，但沉默從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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