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我們一起名字》——從「沒有名字」到自我命名的里行之路

在富里鄉的里行部落，文化曾在短短數十年間急速斷裂：族人登記原住民身分卻被歸類為「未知族群」，日治與戰後的行政制度接連抹去他們的族群標示，外出工作的青年使生活方式快速改變。五、六年前，導演楊詠程進入部落協助文化計畫，開始記錄長輩口中的儀式、歌謠、招婚制度與飲食習慣，一路追索跨區域的親族連結，最終形成紀錄片《我們一起名字》。

這部作品不只是文化復振的紀錄，更是里行族人重新說出「我是誰」的過程。透過尋根活動、重構服飾、歌舞課程與跨世代對話，影片呈現一個部落如何在被忽視的歷史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名字，並思考未來文化如何繼續走下去。

混族之地的歷史裂縫

楊詠程拍攝的契機，來自2021年原民會「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的委託。他原本是高雄人、漢人背景，此前在布農族部落做過田野研究，後來因就讀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結識了里行部落的協會理事長張咖內，受邀進入部落協助文化復振與田調工作。原只打算完成研究、拍完一部畢業紀錄片《里行織網》，卻在一次次訪談裡，聽見長輩說：「我爸爸說我們以前好像是原住民，但後來就沒有身分了。」這種集體的模糊與困惑，使他逐漸意識到這項紀錄工作的必要，於是他留在部落，一做就是五年。

里行部落位於花蓮縣富里鄉明里村，是一個高度混合的平埔族群落居住著馬卡道、西拉雅、大滿族（大武壠）及部分的阿美、布農族人、客家人。在日本政府所設計的框架中，里行部落同時涵蓋了三個西部的部落移民，分別為荖濃部落、旗山部落，前者為大滿的族系（taivoan），後者則是西拉雅族系，後來又因招婚、通婚，與阿美族等其他族群，交織成多族群共居的場域。

楊詠程指出，為何會有這樣的族群通婚關係，可能是受到滿清帝國統治時期，隘勇民兵的設置有關係，在口述中，他們的祖先大多有擔任過滿清帝國的民兵，協助清政府與高山原住民對話，並成為滿清帝國華人與高山原住民之間的緩衝區。「族群混合是難以避免的」，但真正淡化認同的，往往不是混血本身，而是國家制度下的身分剝奪與再教育。

語言會記得：從閩南語詞彙裡浮出的族群身影

他回憶，剛進部落時，長輩們不太主動談「平埔」二字。並不是避諱原住民身分，而是對自己究竟算哪一族、叫什麼名字，其實沒有清楚答案。在課本裡，平埔族往往被簡化為「已完全漢化的族群」，不再被視為具有獨立文化的主體。然而在實際田野裡，他卻發現族人的日常語言中，仍混雜著2、300個族語詞彙，只是大家以為那是台語的一部分。

《我們一起名字》從這個「不知道自己是誰」出發，帶觀眾走進五年來里行部落的文化梳理過程：追尋祖先跨越中央山脈遷徙到東部的歷史，重新理解隘勇的角色，從狩獵、飲食、傳統儀式，到日常說話的語彙，一點一滴把被壓抑的知識系統重新拉回桌面。「在五年的時間裡，我們一直在幫長輩梳理他們的文化知識，嘗試建構出屬於里行自己的知識體系，而那些知識，需要被影像與媒體乘載。」

片中一個讓觀眾意外的地方，是幾乎通篇都聽見台語，而不是一般想像中的「原住民族語」。楊詠程解釋，這正是300多年來統治與語言政策的結果：早期西拉雅、大滿族群為了與政權合作、求生存，改用閩南語作為主要溝通工具，族語逐漸內嵌在台語之中；到了近代，法定原住民才被納入國家體制，改用日語、國語。不同時間被納入、不同政權的語言要求，讓里行族人被看成「說閩南語的河洛人」，而不是南島語系的一支。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沒有名字」不只是沒有被國家承認的族名，更是一種在分類表上找不到欄位的尷尬。外界常追問：里行究竟要「選」哪一個族？對此，楊詠程認為，這樣的模糊，也許正是一個重新思考「民族自決」的契機。「如果富里地區願意成為同一族群，認同上會比較順暢；但東部的多元性，決定了它不可能完全複製西部的模式。即便認同了一個名稱，東部也應該保有原本的包容性，讓不同文化都能被延續。」

楊詠程說，最初深入部落時，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里行的家族姓氏與過往紀錄完全對不上。部落現今有４、50個姓，但長輩口中的「最早的里行」只有七個家族。這個落差讓他們重新檢視婚姻制度，意外發現仍散落在長輩記憶中的「招婚制」。

這種制度與阿美族相近，以女性家族為核心，也因此姓氏不會因男性外來者而消失。直到日治時期，里行才不得不把「招」改為「半招娶」，讓女婿完成聘禮後得以脫離原家庭、自立新戶。楊詠程指出，這些變化都不是族人主動放棄傳統，而是面臨外來政權的政策壓迫時，在既有知識體系下採取的應對方式。有趣的是，儘管文化被壓住，許多長輩仍清楚記得當年招婚的儀式，包含殺豬、傳統服飾。這些碎片讓部落重新意識到：文化並沒有消失，只是沉在更深的地方。

名字、臉孔與記憶：部落如何把自己找回來

在田調過程中，另一件讓楊詠程印象深刻的，是「臉孔」如何成為族人最先面對的認同困境。由於里行長期以族內婚為主，族人的輪廓始終保有非常典型的西拉雅、大滿族群特徵。許多人從小就被問：「為什麼看起來像原住民，卻不是原住民？」但上一代因為殖民與歧視，刻意壓抑這段身分。

楊詠程說，因為清帝國時期，政府將人與番之間的關係進行分類，客家與閩南族群過去常用「人番」等詞彙稱呼他們，而阿美族也以「豪笅白浪」半戲謔半區隔地叫他們。認同被壓抑，外表又無法否認，族人便在這兩股力量中陷入長期的困惑。 不承認會被笑，承認也會被笑。就是部落長輩面對的認同困境。

五年裡，導演與族人不只在部落內挖資料，更踏上尋根之路。他們與頂荖濃、旗山、路竹等地族群重新建立聯繫。2022年，楊詠程陪著里行族人回到高雄的頂荖濃部落，經過一連串的核對，發現兩邊有一樣的傳統歌謠和神話故事，甚至是完全雷同的族語，他說：「那個過程很奇幻，因為這個自稱『大滿』的族群，他們在分離過後，已經慢慢失去跟彼此的聯繫了，但傳統文化仍被維繫著，族服完整、神話故事諸如『荖濃生』至今仍被歌頌著。」換句話說，他們並不希望自己的文化被消失，因此透過可以努力的方式，將長輩的口述一代代傳遞下去，

除了追索文化源流，部落還面臨另一個深刻的問題：名字的消失。導演指出，1930年代日本政府引入客家人後，里行逐漸成為多族群混居的場域，而戰後國民政府將部落改名為「明里」，讓原名被覆蓋。文化也因此被放到次要位置，年輕一代更幾乎不知道里行早期的歷史。導演說，正因為名字消失、認同模糊，這部片才有必要陪著族人重新找回自己、讓原漢文化之間回到平等的位置。

對於族人為何在這五年中愈來愈願意承認並接回自己的原住民身分，導演認為，關鍵在於「尊嚴的重新建構」。1990年代後，法定原住民族透過語言復振、文化運動、教育推動逐漸改善社會觀感，族人看見原住民可以驕傲地活著，也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恐懼。他們不再把被稱為「平埔」視為羞辱，而是開始理解：那是祖先的身分，也是他們的故事，同樣值得站上光亮處。文化、儀式與語言的重建，讓族人的身分從「被避談」變成「願意說出來」。

「他們並不會因為政府不愛他們的文化，就放棄祖先留下的故事。」楊詠程說。他看見的，是一群人正努力把碎裂的歷史重新接起來，把那些沉在角落的語言、神話、族譜重新搬回生活裡。尋回名字，不只是行政行為，而是讓一個族群重新站回自己的位置。

從生活開始的復振：料理、信仰與回家的可能

里行部落的文化被忽視已久，事實上，直到民國70、80年代，里行仍保留相當完整的文化脈絡：巫師、祭典、醫療儀式都還在，只是隨著社會快速現代化、青年外出工作而未紀錄，文化就在十幾年間斷裂式消失。

這種「不是文化弱，而是環境不允許文化存在」的現象，是楊詠程在田調中最深刻的理解：做原住民確實比較辛苦，因為除了學自己的語言，你還得學主流社會的語言與規則，才能生存。小孩要學華語，但族語的環境卻薄弱到無法競爭，於是文化自然被華語吞沒。

在片尾出現的媽祖祭祀，是他刻意放入的伏筆。一方面，里行的信仰早在1820年便因清朝政策而改宗媽祖；另一方面，他希望觀眾明白，即便信仰已改變，只要人願意回家、願意認識自己，文化就還有被重新召喚的可能。

他說：「即便傳統改變，我們還是渴望從大都市回家，回家的過程中，人自然就會逐漸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此外也是希望山地及平地原住民族、華人可以對平埔的處境更加了解，信仰是支撐一個人生活的重要依據，就如同其他原住民族的狀況一樣，他們因受過基督教信仰的幫助，至今也是深信不已，那拿同樣的標準來看，平埔族群信仰、華人信仰也已經數百年，在談到信仰時，其實兩個時代背景有差異的原住民族群應該更加尊重彼此，試著去了解對方的處境，而非採取批判的方式去二度懲罰對方。

在文化傳承方面，耆老在片中提到一句極為動人的話：「做文化，百分之90是為了讓孩子過得更好。」楊詠程說，現在的孩子越來越沒有根，一旦失去文化支點，就很難在世界上站穩腳步。以飲食為例，3、40歲的族人到北部工作後，多半不會自己料理家鄉味道，只能打電話回家，讓家人寄月桃粽、醃製品或山肉上去。因此部落開始設計簡化的食譜，讓年輕人在北部也能煮出部落味道。這些飲食、狩獵與集體處理山產的習慣，是里行族人最強烈的文化印記，也是青年與部落保持連結最自然的方式。

至於如何吸引年輕人重新參與文化？他認為，儀式、服飾、歌舞、尋根活動都重要，但真正的關鍵是「認同感是否被看見」。因此里行的祭典從不拘泥傳統時間，而是依照青年返鄉的時間調整；服飾也不是完全復刻傳統，而是在保留圖紋的基礎上融入當代設計，讓青年願意穿、都市人也覺得美。導演說，文化要活，就不能只鎖在過去，而是要能夠走進現代人的生活。

《我們一起名字》不只是記錄一段文化復振，而是記錄一個族群如何在被忽視之後重新站起——用故事、用集體記憶、用新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名字。這部片留給未來的不只是影片，而是一個讓後代得以回望的方向：當你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就會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