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稱120萬人月薪不到3.1萬元，是誰在兜售「低薪幻覺」？

文：陳瑞安

立法院長韓國瑜在國慶演說中提及「120萬人月薪不到3.1萬元」的數據，引發了社會對於台灣薪資結構的再度關注。這個數字基於去年度勞動部的統計資料，反映了部分勞工的收入現況，也藉此描繪出社會對低薪現象的焦慮。

然而，在快速變動的經濟環境下，單一年度的數據片段是否足以代表現今薪資環境的全貌，值得進一步探討。

數據更新與趨勢觀察

政治論述常將特定時期的數據片段用於描繪當前社會圖像。雖然「120萬人月薪不到3.1萬」的現象在資料中存在，但若從長期趨勢來看，結構性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

舉例而言，十年前月薪不到3萬元區間的勞工曾多達348萬人，顯示處於此區間的勞工人數確有下降趨勢。

根據2025年最新的統計數據，台灣的經常性薪資平均已達47608元，年增率為2.99%，創下25年以來的新高；而薪資中位數則為38218元，年增2.45%。此外，提繳工資中位數也在半年內從38200元成長至40100元。

這些數據反映了總體薪資水平的持續性成長，若持續以舊有的「低薪困境」論述為主軸，可能會低估了近年來經濟發展和部分產業薪資調整所帶來的實質影響。

實質購買力的衡量

衡量薪資是否真正改善，需考量通膨因素，即觀察實質薪資（名目薪資扣除物價漲幅）的變化。

根據官方資料顯示，台灣的薪資增幅已連續十五個月超越通膨率。2025年上半年工業及服務業的實質經常性薪資達到43609元，年增1.04%，創下近五年同期的最高紀錄。

這表明，勞工的平均薪資成長不僅在名目上有所增加，在購買力上也呈現出回升的態勢。

因此，關於「通膨抵銷了薪資成長」的論點，與當前的實質薪資統計數據有所出入，值得在公共討論中基於最新的經濟現實進行檢視。

市場機制的調整與反應

薪資的變化不僅受政府政策的影響，市場機制本身亦扮演重要角色。

去年，有33.9%的企業主動調整了經常性薪資，創下24年來的新高。這些調整多數屬於結構性薪資的增加，而非僅是短期紅利或一次性獎金。這可能暗示加薪行為已不單純是短期景氣變動，而是反映了產業升級和人力市場競爭所帶來的結構性結果。

儘管過去對於企業加薪的批評有其社會基礎，但近期的數據顯示市場正在進行自我修正。市場的變化最終將透過薪資單具體呈現，是評估經濟現實不可或缺的指標。

薪資分布不均與結構性挑戰

雖然總體薪資數據有所成長，但社會對於低薪的焦慮並未完全消退。「低薪」的討論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快速引發共鳴，原因可能在於它涵蓋了更為複雜的結構性問題。

台灣真正的挑戰或許不在於總體薪資是否成長，而在於薪資的分布不均與產業落差。

在高科技與金融等高收入產業，薪資持續擴大，但在許多中小企業部門或特定服務業，調薪的能力和幅度仍相對有限。這說明社會焦慮的核心是結構性問題，而非僅是統計數據的表象。

當社會關注點聚焦在數據的平均值時，往往會忽略這些產業間、企業間的巨大落差。

政策與理性討論的必要性

改善薪資結構，推動合理的收入分配，需要依賴實質的制度性改革與產業升級。

近年來，台灣在經濟上積極與先進經濟體深化合作，例如前經濟部長郭智輝提出的「境外關內」政策（現稱為「台灣模式」），旨在讓不同規模的企業融入全球供應鏈，提升台灣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進而持續提升經濟韌性與勞工收入。

這些結構性的經濟措施或許缺乏直接的情緒張力，但它們才是穩定且持續提升薪資水平的關鍵路徑。社會應鼓勵基於最新、全面的數據進行理性討論，將焦點從單純的數據論戰，轉向更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與政策成效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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