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的盡頭，是改變——AI 時代新聞價值的重構〉

鏡新聞

2025年11月24日週一上午11:45

在 AI 取代注意力分配、平台攫取分發權的年代，新聞若仍把「發佈」視為終點，只會在流量與演算法的夾縫中愈走愈窄。

Jazmín Acuña 在牛津路透研究所提出的「以變化為核心」（Change-Centric）新聞學，主張把新聞的價值從「產出內容」轉向「促成變化」——出版只是起點，媒體應以明確的意圖設計報導，陪伴閱聽眾走向公共行動與社會回應。此一轉向，並非華麗口號，而是對信任赤字與商業困局的現實回應；在 AI 時代，只有能帶動「改變」的新聞，才能被辨識、被記住、被願意付費支持。[1]

從「內容即價值」到「改變即價值」

過去十年，媒體把 KPI 綁在點擊、停留、開信率，結果是用更多標題、更多短影音，交換愈來愈稀薄的注意力。「以變化為核心」（Change-Centric ）的觀點是：新聞的價值不在「做了幾則」，而在「為誰創造了什麼不同」。這不是把新聞變慈善業、或把記者變成推動社會運動者，而是把「影響」從事後追認，前移到採編設計之始——設定清楚的變化目標（例如提升某群體的知情能力、促成政策問責程序被啟動、連結社群資源），讓內容、互動、社群經營，圍繞目標協作。此一方法，特別受全球南方小型與在地媒體實踐啟發：資源稀少反而逼出「把每一篇都用到最大公共效用」的編務紀律。[2]

四個實踐維度：影響、參與、社群、關懷倫理

Acuña 提出的「以變化為核心」（Change-Centric）新聞學[3]，其操作軸線含以下四個維度。其一，「影響」（Impact）不是追逐部會的「回應新聞」，而是設定可追蹤的變化指標：知情行為是否改變？公部門是否開啟程序？社區是否生成後續組織力？其二，「參與」（Engagement）不是抽獎留言，而是把閱聽人納入共同製作或行動路徑中；其三，「社群建構」（Community-building）讓媒體不只傳遞訊息，亦成為議題節點與資源連結者；其四，「關懷導向的報導」（Care-based reporting），把專業的準確與公平，和對閱聽眾處境的真誠關懷並列，作為修復信任的條件。

把作者建議轉變成編務清單

作者對於新聞工作者的建議分別是：明確化「變化目標」、以「出版即啟動」設計流程、建立跨職能角色、重寫成效儀表板，以及關懷倫理的編輯規範。說明如下：

明確化「變化目標」：每個專題在訂立項目時即寫下以人為中心的目標與評估方式（不是 KOL 轉載數，而是受影響社群的可見行為）。

國際案例：

巴拉圭的 El Surtidor（El Surti）是 Change-Centric Journalism 的重要實踐者。團隊在企畫每一個專題時，都會先定義「期望看到的變化」，例如希望促成某個受影響社群能更理解自身權益、掌握科學證據，或更有效地與政府部門互動。

在一項環境與公共資源相關的調查專題中，El Surti 不只提供長篇報導，而是依據閱聽眾需求設計了可操作的資訊工具（actionable resources），例如：

把複雜的技術資訊轉為可理解的視覺化圖解，提供逐步行動指南（step-by-step guides），解釋受害社群可向哪些單位反映問題、需準備哪些資料，製作可在 WhatsApp、Telegram 分享的簡易資訊卡。

這些工具的目的不是替代法律程序，而是讓讀者知道下一步可以做什麼，降低公民參與門檻。報導發佈後，當地居民根據資訊採取行動，向地方政府提出更具體的反映，並促成後續調查程序。這正體現了「出版只是開始」的核心理念。

台灣對照：

《報導者》在「移工看見計畫」裡同樣設定具體目標——不只是讓社會「知道」移工處境，而是希望促成「更透明的仲介制度」。他們後續追蹤政府部會是否引用報導內容修正規章，並公開回應進度。

操作要點：

在置項表格中新增「變化假設」（Change Hypothesis）欄：這篇報導期望誰的什麼行為產生改變？

評估方式：是否能量化（如參與率、政策動作），或需要質性追蹤（如觀眾行為敘述）。

以「出版即啟動」設計流程：在發布同時就安排互動問答、工具資源、社群活動與後續追蹤節點。

國際案例：

烏干達的 The Other Voice 與非洲女性記者網絡（African Women Journalism Project）合作，將關於女性財產權的系列報導設計成「互動學習路徑」：報導發佈後同步推出WhatsApp 對話機器人，引導讀者一步步了解法律權益、完成線上登記。報導發佈即是「行動起點」。

台灣對照：

READr 的〈預算去哪裡〉專案在發布互動圖表後，同步推出「教你查自己的地方預算」教學影片，並每年更新資料庫。出版日即設計為公民使用的啟動日，而非報導壽命的終點。

操作要點：

在專題排程中預留「互動啟動期」（Post-Launch Phase）。

發佈同時安排：社群問答、工具包、直播論壇或線上工作坊。

以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檢視閱聽人從閱讀到行動的旅程。

建立跨職能角色：如「變化設計者」（change designer）、「社群經理」與「資料／產品」搭檔，確保影響指標在產製鏈路中被持續對齊，建立跨職能角色（Cross-Functional Teams）。

國際案例：

阿根廷的 Chequeado（拉美最早的事實查核媒體）在導入影響導向後，設立了「Impact Lab」小組，成員包含編輯、設計師、資料分析師與社群經理。

他們每週檢討「查核後是否有政治人物更正言論、閱聽眾是否學會查核方法」等行為指標。這個跨職能團隊同時負責評估教育專案的效能與新合作模式。

台灣對照：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的編輯室實際上已是跨職能團隊：專任編輯、教育訓練、社群經營、活動策劃、影像技術人員共同運作。每個地方培訓活動的目標是「促成社區自主報導的再生循環」。

操作要點：

指定「變化設計者」（Change Designer）角色，負責整合內容、互動、產品開發。編輯例會中保留「影響檢討」議程，讓產品與新聞討論同權。

重寫成效儀表板：淡化純流量指標，擴充「變化指標」欄（知情自評、行動轉換、政策程序、社群連結數），並週期性公開。

國際案例：

英國的 Bureau Local（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旗下）開發自用的「Impact Tracker」，把每篇專題的後續影響以五類標記：公共對話（例如地方議會討論）、政策改變、社群行動、新合作關係、閱聽眾回饋。團隊每月更新並公開年度報告，讓贊助者與讀者看到非流量型成果。

台灣對照：

《報導者》自 2021 年起每年發布〈影響力報告〉，量化社群參與、公共政策反應、內容引用次數與教育使用情境；READr 亦於內部使用「專案成果面板」追蹤互動次數與引用。

操作要點：

儀表板除「觸及人數」（Reach）外新增「影響力」（Outcome）欄位。以簡單分類標籤標記影響類型，例如「公眾回應」、「政策改變」、「社區行動」（Public Response、Policy Change、Community Action）。將其納入對外透明報告或贊助提案資料中。

關懷倫理的編輯規範：對弱勢或創傷社群的報導增加「二次傷害」風險評估；讓「如何對待報導對象」與「如何對待讀者」成為衡量品質的部分。

國際案例：

印度的 People’s Archive of Rural India (PARI) 在報導貧農與勞工議題時，建立「報導照護守則」：禁止重複拍攝或要求再現痛苦場景；允許受訪者審閱個人段落；採用共創式敘事（co-narration），確保被報導者的聲音不被抽離。此制度性設計使 PARI 在脆弱社群中維持高度信任。

台灣對照：

鏡電視與公共電視近年在災難報導及失蹤兒童專題中，均在編採流程中加入『避免對被害人及其家屬造成二次傷害』的內部檢核程序，作為實務上落實 NCC《重大災難新聞採訪及製播原則》與公廣體系節目製播準則的具體做法。

操作要點：

在採訪前加入「情緒安全／二次傷害」評估流程。編輯檢討會除事實查核外，增加「倫理風險回顧」項。建立內部手冊，列出弱勢議題應採的同意程序與後續聯絡責任。

案例操作說明

以變化為核心的新聞學的五個操作軸其實構成一條連貫的工作鏈，即：

立意（明確變化）→ 設計（出版即啟動）→ 團隊（跨職能）→ 衡量（儀表板）→ 倫理（關懷規範）。

這不是華而不實的管理術語，而是把新聞重新嵌入社會網絡的具體方法。當我們用這樣的框架回看作者所附的國際案例，和本文找到的台灣的《報導者》、READr、PeoPo、沃草與部分主流媒體的專題，就能發現它並非遙遠的理論，而是正逐步成形的「新實務語言」。

台灣的土壤：已有雛形，但要把「影響」變成團隊紀律

台灣其實不乏「以改變為核心」（ Change-Centric）的種子。《報導者》多年來每年發布「影響力報告」，以「擴大能見度、主動發聲、產生回應、促成改變」作為追蹤框架，將調查帶來的制度與行為變化具體化，也因而能和贊助者建立「公共投資回報」的語言。這正是把影響指標寫進媒體敘事與商業敘事的典型實踐。[4]

READr 的資料新聞與專案式製作，同樣展現「出版即啟動」的路徑：例如以公民可用為前提的預算互動平台與國會表決分析專題，讓讀者不只是「看懂」，還能在選舉或倡議中「用起來」；它把複雜資料轉變成可查、可比、可行動的界面，直接降低議題參與門檻，這是把編輯產物轉為公共基礎設施的做法。[5]

公共電視的 PeoPo 平台更是社群建構的長期案例：十餘年累積逾萬名公民記者與大量地方議題內容，靠徵案、工作坊與在地串連，形成「非中心化的新聞採集網」。這是一種把閱聽眾從「收看者」轉為「行動者／敘事者」的機制性設計，證明社群不是粉專，而是持續的參與制度。[6]

公民監督團體沃草（Watchout）則示範了把資訊工具化與行動轉換的可能：長年以國會圖文與專案工具降低政治參與門檻，並以成效報告對外說明社會影響與支持價值，與 Change-Centric 的「以用途為設計核心」相當契合。[7]

仍待加強的三件事

第一，影響力與新聞倫理的「界線管理」。台灣媒體現場常把「追影響」誤解為「當（社會）運動」，忽略了方法上的可檢證與程序正義。「以改變為核心」（Change-Centric ）要的不是立場前置，而是目標前置——用更好的方法讓真實被理解、讓公共程序被啟動。這需要在編輯室建立「影響不等於立場、指標優先於標語」的專業語言。[8]

第二，讓「參與」走出表層。互動留言、社群抽獎不是參與；參與應是「把讀者的知識、經驗、網絡帶進製作」，例如議題共同提問、資料共蒐、公民審閱初稿、發布後的公民工具包與實體對話。這些流程需要時間、產品化資源與專責角色，不可能靠單線記者「順手做」。[9]

第三，重塑營收與影響的對話。只講點擊，廣告就只給點擊；若我們能系統性公開影響儀表（例如政策進度追蹤、社群能力提升指標），會員、贊助者與基金會的「支持理由」才會升級，這對非營利與營利媒體都一樣重要。《報導者》的影響力報告已提供範本，但需要更多主流媒體把此變成年度「公共責任報告」。

風格與品味：把嚴肅變得可用、把可用做得優雅

所謂好的品味，不是字體與插畫的裝飾，而是把嚴肅的真相轉化為可理解、可操作、可分享的知識器物：視覺化的流程圖、可下載的申請表、步驟明確的清單、議題路徑圖。READr 的做法提醒我們，介面即敘事；當資訊被折成能被使用的形狀，信任便從可用性長出來。

結語：在 AI 時代，媒體必須像一個「以人為中心的公共產品團隊」

「以改變為核心」（Change-Centric）不是要每家媒體都去做（社會）運動，而是回到新聞最初的承諾：讓更多人能以事實為據，做出有尊嚴的公共選擇。AI 會寫稿、會摘要、會配圖，但它做不到的一件事，是為在地的人們、為特定的社群，設計一條可走的改變路。台灣已經有一些好例子——《報導者》的影響力敘事、READr 的公共工具化、PeoPo 的社群制度、沃草的行動轉譯——若再把它們提升為「全隊紀律」，把「出版即啟動」寫進每一個專題的工作表，我們就能在 AI 的巨浪裡，重建新聞的稀缺性：不是誰最會吸睛，而是誰最會促成有意義的改變。

[1]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change-centric-journalism-reframing-value-proposition-news-ai-age

[2] 同註1。

[3] 「Change-Centric Journalism」（以變化為核心的新聞學）是一種重新定義新聞價值的理念——它認為新聞不應僅止於「報導發生了什麼」，而要有意圖地設計報導與互動過程，促成人們、社群或制度的具體改變。它把「出版」視為起點，而非終點；記者不只是訊息提供者，更是公共對話的設計者與變化的催化者。這種新聞關注的不只是影響力的大小，而是改變是否真正在閱聽人的生活與公共領域中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