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普發一萬」後，美國準備「普發六萬」！川普要當散財總統，向全民發放2000美元「關稅紅利」支票—這真的可行嗎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總統關稅權力進行歷史性審判的前夕，川普宣布將動用數千億美元的關稅收入，向大多數美國人發放每人至少2000美元的「紅利支票」。這個想法究竟是一場安撫選民的政治大秀，抑或是一項即將動搖美國財政根基、甚至引發憲政危機的經濟冒險？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9日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宣稱：「那些反對關稅的人都是傻瓜！（FOOLS!）」、「我們正在賺取數兆美元，並將很快開始償還我們37兆美元的巨額債務……至少2000美元的紅利（不包括高收入人群！）將會支付給每一個人。」

不過幾天之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才剛聽取了針對川普關稅合法性的言詞辯論，大法官們對總統是否有權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單方面大規模徵收關稅，普遍表示懷疑。不過川普非但沒有因此收斂，反而加倍下注，將關稅從貿易再平衡的政策工具，升級為全民共享的「金雞母」。在「懲罰外國」、「重建工業」、「償還國債」、「全民發錢」這幾個看似相互矛盾的目標之間，川普顯然選擇了「我全都要」。

財政部的「冷水」與多重宇宙

就在川普的「紅利支票」承諾讓支持者歡欣鼓舞之際，他的內閣要員卻給出了更為謹慎，甚至可以說是模糊其詞的回應。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本週」（This Week）節目專訪時，坦言他尚未與總統討論過退稅的具體細節，而且坦言這不一定就是一張直接存入你戶頭的現金支票：「2000美元的紅利可透過多種方式實現，也可能是川普政府正在推動的減稅方案。」

​貝森特的說法，無疑為川普的承諾先架好了下台階，為其無法完全兌現預留空間。尤其在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律戰背景下，財政部對關稅的說帖始終是「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是為了重新平衡貿易」，等到製造業工作回流美國後，政府真正的稅收紅利將來自於國內的經濟活動。但是當川普急著要發錢給全國老百姓，兩人的說辭似乎也不太對的起來。

錢從哪來？一場收支不符的數學難題

如果來算一算這筆帳：川普的「關稅紅利」在數學上是否可行？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截至2025年9月，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已為國庫帶來了約1950億美元的收入，與2024財年同期相比，暴增了250%，增加了1180億美元。另有數據顯示，到10月底，總關稅收入已接近2200億至3092億美元。財政部更預測，未來十年，關稅總收入可能高達3兆美元。

聽起來是一筆巨款，但分攤到每個人身上還剩多少錢呢？

根據美國國稅局（IRS）的資料，2024年約有1.63億美國人提交了納稅申報單。即使我們採納川普「不包括高收入人群」的說法，以年收入10萬美元為界線（這是一個相對寬鬆的標準），據稅務基金會（Tax Foundation）副總裁艾莉卡·約克（Erica York）的估算，仍有約1.5億成年人符合資格。

若將「1.5億人」乘上「2000」美元，那就是3000億美元，這個數字已經超過川普政府2025年迄今徵收的全部關稅收入。若像疫情期間的紓困法案一樣，將兒童也納入發放對象，總成本更可能飆升至6000億美元。但據川普表示，發放完2000美元紅利後，「所有剩餘的錢」將被用來「大幅償還國債」。考慮到美國國債已突破38兆美元，等發完關稅紅利後，顯然已沒有餘錢來填補國債缺口。

朝三暮四的經濟學？關稅成本誰來扛

這場關於「關稅紅利」的討論，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被巧妙地忽略了：關稅的錢，到底是從哪裡來的？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關稅（Tariff）是對進口商品徵收的稅。雖然這筆稅是由美國的進口商支付給政府，但這些公司極少會自行吸收全部成本。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會通過提高商品售價，將成本轉嫁給下游的批發商、零售商，並最終由美國消費者買單。

換句話說，美國家庭在沃爾瑪、亞馬遜上購買的許多商品，價格已經悄悄上漲。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Budget Lab at Yale）在2025年10月的一份分析報告中指出，現行的關稅政策，預計將在2025年給每個美國家庭平均帶來1800美元的額外開銷。如果這個估算準確，那麼川普承諾的2000美元支票，扣除家庭已經多付的1800美元成本，實際的淨收益可能只有200美元左右。

大法官的凝視：川普關稅政策的憲法危機

這場「紅利」大戲最關鍵的變數，繫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之手。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審理的，是一起由中小企業提起的訴訟，核心在於挑戰美國總統是否能援引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來單方面、大規模地實施關稅。

原告方認為，IEEPA旨在應對「不尋常和非凡的威脅」，例如恐怖主義或敵國的金融活動，而非用於解決貿易逆差這種長期性的經濟問題。他們主張，川普的關稅實質上是一種繞過國會的徵稅行為，違背了憲法賦予國會的「錢袋權」（Power of the Purse）。

從已經舉行的言詞辯論程序來看，不少大法官對政府的論點抱持懷疑態度，他們擔憂這會給予總統過於寬泛、不受約束的權力。如果聯邦最高法院最終裁定川普的關稅違憲，美國政府可能被迫向支付了關稅的進口商退還數百億甚至上千億美元的稅款。在這種情況下，川普的「關稅紅利」更將無以為繼，整個政策構想將不攻自破。

哥倫比亞商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布雷特·豪斯（Brett House）直言：「如果最高法院做出不利於關稅的裁決，那麼所有用於資助這項回饋的資金，都將不復存在。」

國會山莊的權力遊戲：總統能獨斷嗎？

即便川普贏了官司，他也無法像在「誰是接班人」節目中那樣，大手一揮就決定一切。因為發放現金支票本質上也是一種政府支出，當然必須得到國會的批准。無論是川普第一任期末期，還是拜登政府時期發放的疫情紓困支票，都經過了國會兩院的立法程序。

事實上，共和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在2025年稍早就提出過類似的《美國工人回饋法案》（American Worker Rebate Act of 2025），計畫用關稅收入發放支票，但該法案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被擱置，未能取得任何進展。

在目前兩分歧嚴重的政治氛圍下，這樣一項大規模的支出法案要通過國會，將面臨重重阻力。財政保守派的共和人會擔憂其對國債的影響，而民主人則可能批評這根本是「用美國消費者自己的錢來收買人心」的政治把戲。

撒錢救市還是飲鴆止渴？經濟學家的警鐘

即便克服了所有法律和政治障礙，這項政策在經濟學家看來，恐怕也是一帖毒藥。因為向市場一次注入數千億美元的流動性，幾乎肯定將重新點燃通膨的火焰。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表明，疫情期間的財政刺激措施，為美國的通膨率貢獻了約2.6個百分點。Bankrate的金融分析師史蒂芬·凱茨（Stephen Kates）警告說：「當更多的錢追逐數量保持不變的商品和服務時，結果就是通膨。」

在聯準會仍在努力將通膨率壓回2%目標的當下，任何可能導致物價再次飆升的政策，都可能迫使聯準會採取更激進的升息措施。這將推高抵押貸款、汽車貸款和信用卡利率，最終反噬那些本應從「紅利支票」中受益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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