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F-16V延宕到「台灣之盾」：防衛自主的幻象與現實／魯云湘

魯云湘（戰略智庫研究員）

當美國向台灣出售的 66 架 F-16V 戰機不斷延宕交付（2019 年簽約，估值約 80 億美元 / 約新臺幣 2,470 億元），而國內又高喊要打造「台灣之盾」（T-Dome）防空系統時，一個根本性的矛盾浮現：台灣既依賴外援，又亟需自立；既喊自主，又無從整合。

這並非單一案子的問題，而是整個防衛結構的鏡像。這充分暴露出，中華民國的防務現況正處於外部制約（External constraint）、行政脆弱（Administrative fragility）與功能落差（Functional gap）三大危機交錯的危險區間。

External Constraint：外部制約的結構性風險

F-16V 的延宕，是外部制約最直接的展示。根據《華爾街日報》與《南華早報》報導，洛克希德‧馬丁的生產線因疫情後供應鏈中斷、零件短缺、軟體整合延誤，加上俄烏衝突與以哈加薩衝突，導致美國軍工產能重新排序，使原定 2026 年交付的時程全面遞延（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灣尚未接收任何一架新機）。

這不只是供應鏈問題，而是「盟友優先級」的現實反映：當美國必須同時支援烏克蘭、以色列與印太盟友，台北的優先順序自然難以靠前。

因此，外部制約讓我們逐漸意識到，軍售不是保證，承諾不是即時。這是小國防衛依賴大國的宿命式風險，即便政治上被視為「印太防線的前哨」，也可能因全球戰略排序而被邊緣化。

Administrative Fragility：行政脆弱與制度漂移

然而，外部的不確定，應該用內部的確定去對沖。問題在於，我國的防衛治理體系並不穩定。從「國艦國造」、「國機國造」到如今的「台灣之盾」，每屆政府都想留下象徵性的工程名稱，卻未形成持續的產業與技術積累。

國防預算雖逐年提高，例如 2026 年預計防衛支出將達新臺幣 9,495 億元（約 311 億美元），占 GDP 約 3.32 %。但執行透明度偏低、涉密預算的監督機制仍薄弱、產學合作制度化不足，導致「換名目、換包商、換說帖」成為行政慣性。民眾於是看到的，不是戰略連貫性，而是一連串「政治化的標案」；軍中感受到的，也不是產能提升，而是「又一波口號」。這種行政脆弱，讓國防自主淪為被消費的政治符號。

最終結果是：當外部供應鏈失靈、內部治理又缺乏穩定延續，防衛建設便陷入「雙重依賴」––對外仰賴盟友、對內仰賴預算。

Functional Gap：功能落差與戰力銜接挑戰

目前中華民國空軍的 F-16A/B 機隊正透過「和平鳳凰起飛」計畫升級為 F-16V 標準。該計畫最終目標完成 145 架升級，總額約 45 億美元（約新臺幣 1,400 億元），包括 AN/APG-83 AESA 雷達、Link-16 資料鏈與新型任務電腦，使原有機隊的偵蒐與電戰能力大幅提升。然而，新製 66 架 F-16V 遲遲延後交付，導致「機隊擴編」與「新舊體系整合」的節奏失衡。升級確實延壽戰力，但仍不足以彌補新增機隊未能及時到位所帶來的實質戰備壓力。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台灣之盾」構想上。總統賴清德提出 T-Dome 願景，旨在整合高空、中空、低空防空體系，建立多層次攔截網，但現實上：各系統（愛國者、天弓、劍二、NASAMS）尚未完成資料鏈與指揮整合；AI 指控與雷達共構仍在初期規劃；無人機與防空系統聯合作戰的測試尚未成型。這意味著「台灣之盾」距離真正的「一體化防空作戰」仍有長路要走。若缺乏產業技術底層支撐，即使名稱響亮，也難掩功能落差。

重構路徑：從「防衛主體」到「產業主體」

要擺脫「無頭蒼蠅」式的國防自主，必須建立跨越派的戰略連續性。首先，應制定跨政府的 10 年期防衛產業藍圖，讓「潛艦、飛彈、無人機、航電」等核心領域有明確的時程與里程碑，不隨政更迭而中斷。其次，建立專業的防衛產業監理制度，比照韓國 DAPA 或以色列 SIBAT，讓立法院與民間專家定期審視專案進度。第三，推動技術里程碑制，用技術成果、測試節點作為撥款依據，而非行政報表，確保經費與研發成效掛勾。最後，加深與友好國家的產業共構合作：例如積極參與 F-16 航電零件、導彈子系統或防空雷達組件生產，將軍售依賴轉化為製造能量。

Legal Oversight：法律監督與責任機制

國防建設的可持續性，不僅取決於戰略與產業，更繫於制度與法治的監督機制。面對軍售延宕與國防自主計畫的執行偏差，我國現行法制其實已有若干監督途徑，只是尚未被充分有效運用。

首先，《政府採購法》雖對國防與安全採購設有豁免條款，但仍明定須以「專案報告」或「審計文件」方式，接受監察院與審計部之後續監督。其次，《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規定，立法院得對重大採購與國防預算召開質詢、公聽會與臨時委員會舉行聽證，這是國會監督軍售執行進度的法律依據。再者，《貪污治罪條例》與《刑法》第 131 條以下條文，也明訂公務人員在採購或決策中若有圖利、疏失或隱匿資訊，皆屬刑責範圍。

因此，若 F-16V 延宕涉及程序怠忽、合約履行瑕疵，或國內產業分包不當，行政與立法兩系統皆有權啟動法律層級的抗議與追責程序——例如立法院可凍結相關預算、監察院得提出糾正案或彈劾建議。這些機制的存在，正是確保「國防自主不成為政治特權」的法治防線。唯有當防衛政策與法律監督並行，我們的國防自主才不會流於口號，而能形成可驗證、可問責、可持續的制度信任。

「國防自主」若沒有制度與產業支撐，終將成為政治口號；「對美軍售」若沒有時程保障，也無法構成有效嚇阻。兩者之間的落差，正是我國防衛體系的核心病灶。當外部供應不穩、內部治理漂浮、功能落差擴大，民眾自然會質疑：這些「新名目」究竟是務實的戰略工程，還是華麗的預算包裝？

真正的國防自主，並非口號或標案，而是制度化的信任與可持續的能力。當我們能在每一次延宕中積累經驗，在每一個失誤中修正制度，我國的防衛建設才能從「自我安慰」走向「自我實現」。（照片示意圖，本報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