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專欄】《沉默的榮耀》照出民進的歷史錯亂：歌頌與對抗同一個對象

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沉默的榮耀》這部大陸劇在播出後迅速引發兩岸熱議，在大陸被視為「諜戰英雄史詩」，在台灣則被包上「統戰影劇」的標籤。這部戲以吳石案為藍本，透過真名真姓的呈現，重新喚醒了人們對一段幾乎被塵封的歷史記憶。馬場町的獻花事件，更讓它從戲劇變成現實政治的投影。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在回應媒體時說，現場的花束多來自陸籍人士，未見台灣人署名，這句話其實道破了真相——那是一場外部輿論動員的結果，並非台灣社會的真情流露。真正該反思的，是這部劇所映照出的台灣歷史敘事錯亂，而這個錯亂的根源，就在民進自己。

民進長年以「政治受難者」作為立神話的核心，把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悲劇塑造成自由民主的起點。然而這套敘事有一個致命的矛盾：他們所歌頌、紀念的許多「受難者」，在當年的真實身分，正是效忠中國共的地下員與情報人員。吳石、陳寶倉、聶曦等人，皆是在台滲透的重要節點。國民政府在當時根據《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對他們依法逮捕與審判，從國家安全角度來看無可厚非。民進卻把這樣的歷史事件統一包裝成「國民濫殺無辜」的象徵，將叛亂與受難混為一談，最終讓白色恐怖成為政治語言，而非歷史事實。這樣的操作在道德上自相矛盾，在政治上更顯虛偽。

更諷刺的是，這些民進口中的「自由烈士」，效忠的對象正是今天民進所定義的「敵國」。當年他們為共輸送情報、策劃組織滲透，如今民進卻把同一個政權視為威脅國安的最大對手。民進一邊高喊「抗中保台」，一邊又以祭奠政治受難的名義歌頌那些曾為服務的人，這種邏輯，等於同時歌頌與對抗同一個對象。這不是歷史的悲劇，而是政治的荒謬。

同樣的錯亂也反映在台灣的影劇創作中。像《國際橋牌社》以白色恐怖與戒嚴時期為背景，強調體制內的壓迫與轉型正義；《返校》則用驚悚寓言象徵思想恐懼與青春犧牲。這些作品本意在於反省威權、珍惜自由，然而當民進全面掌權後，這類題材卻逐漸被政治化、工具化。凡是批判威權的作品，最終都被轉化為現政權的道德護身符，好像民主的成果全屬於民進一專有。可是一旦《沉默的榮耀》重新打開同一段歷史，民進卻無法承受這面鏡子的反射。他們不能誇獎這部劇，因為劇中主角效忠的是共；他們也不能完全否定，因為那等於推翻自己長年宣揚的政治受難神話。於是只能選擇沉默，任由輿論在悲情與統戰之間擺盪。

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會因為政治立場而選擇性記憶。吳石案本質上是一場情報滲透與國安維護的衝突，任何主權國家在當時的情勢下都會採取相同作為。今天的民進政府一樣依法查辦共諜，沒有人會因此指控它是威權或濫權。那麼，為何當年的國民政府依法辦理，就要被貼上白色恐怖的標籤？如果民進承認今日的國安體制是合理的，就必須承認歷史上維護國家安全的行動也有其時代合理性。

問題在於，民進從不願意誠實面對歷史的複雜性。他們需要一個永遠單純的劇本：國民等於壓迫者，等於解放者，民進等於自由的繼承者。然而現實卻無情地揭穿了這種線性敘事。那些所謂「被壓迫的人」很多是的諜報系統成員；那些「自由的鬥士」在歷史上效忠的正是如今台灣最嚴重的威脅來源。當真相與政治宣傳發生衝突，民進選擇繼續掩蓋，讓歷史成為派的宣傳素材，而不是民族的共同記憶。

《沉默的榮耀》因此成了一面鏡子，照出了民進無法解釋的矛盾：當他們歌頌政治受難時，其實是在向共的地下致敬；當他們高喊抗中時，卻在情感上繼承那批人「效忠北京」的象徵意義。這種對立與錯亂，使民進的歷史道德觀崩塌，也讓台灣社會陷入認同的迷霧。政治不該建立在選擇性記憶之上，否則歷史會變成鏡花水月。

如今，馬場町的鮮花依舊綻放，但那不是台灣人對自由的懷念，而是外部敘事滲透的象徵。真正值得紀念的，不是效忠誰的忠誠，而是對真相的誠實。中華民國的存在，是歷史的延續，也是憲政的根基；任何政府，不論藍綠，都有責任捍衛國安，也要勇於面對歷史。紀念人權不等於歌頌叛變，反省威權不該掩蓋背叛。歷史的價值，不在於被誰演成戲，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看清劇幕背後的真相。沉默的，從來不是榮耀，而是我們自己選擇遺忘的理性。

【以上言論為第三人投書，不代表本刊立場，讀者請本於客觀事證自行評價】

照片來源：Unsplash示意圖

《更多CNEWS匯流新聞網報導》

【何啟聖專欄】兩岸的現實困局與台灣的出路—從「維持現狀」到「塑造新現實」

【何啟聖專欄】兩岸的光復角力：誰主導歷史，誰就主導未來

【文章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