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習近平的「千秋功業」——「收復台灣」還是「解放思想」？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日之間圍繞台灣問題的爭執日益升溫，卻在無形中遮蔽了另一個更值得關注的信號——習近平近日高調出席胡耀邦誕辰紀念活動所帶來的象征意義。對於當下的中國政治而言，“收復台灣”（不排除武力選項）與“解放思想”（推動和平性的社會改革），幾乎代表著通往未來的兩條不同路徑。若從歷史的長時段視角衡量，後者無疑更有可能成為真正具有建設性的政治遺產。

中美貿易戰歷經數年起伏，自上月釜山峰會之後，兩國在全球經濟版圖中的結構性格局愈發呈現“並立”。一方面，自工業革命以來長期處於被動位置的中國，如今能在全球供應鏈和金融體系中重新取得關鍵地位，殊為不易；另一方面，若將這一階段性的戰略平衡誤讀為有能力在台灣問題上通過強勢手段與日本及其盟友“正面碰撞”，則可能重蹈晚清甲午戰爭的覆轍——因戰略冒進暴露制度脆弱，最終吞下深遠代價。

在此背景下，習近平空前高調紀念胡耀邦，不僅具有象征層面的突破，也釋放出某種猶疑乃至試探性的政治信號：這位權力集中程度空前的領導人，是否正在考慮重新開辟政治空間，部分借鑑胡耀邦當年倡導的“解放思想”？若以思想松綁作為凝聚社會共識的方式，從而推動中國重新回到改革與現代化的軌道，這無疑將比任何短期的地緣政治動作更深刻地影響其歷史評價。

“收復台灣”與中國內部的結構性風險

在中國政治語境中，“收復台灣”經常被敘述為民族復興的必然步驟，不僅是國家實力的象征，也成為判斷領導力的政治標尺。然而，問題在於：這樣的民族主義敘事是否能夠真正支撐中國未來數十年的制度競爭力？

從經濟發展層面看，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瓶頸並非外部沖擊，而是內部機制的僵化。過去十年，雖然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擴張取得亮眼成就，但制度環境的收緊正在削弱其可持續性：

高度集中的政策決策、社會空間的持續壓縮，使創新生態日益保守；國家扶持產業往往導致產能過剩和激烈的內卷競爭。而出於地緣政治上的“風險防範”，全球產業鏈正加速重組，資本與技術流動亦更加敏感。例如，中概股在海外遭遇連續審計，導致大量企業從紐約退市；融資渠道收窄，限制了科技企業的國際擴張能力。

同時，從治理層面觀察，“收復台灣”在象征意義上的政治收益，無法解決中國內部愈加凸顯的結構性難題：人口老齡化加速、地方財政壓力驟增、青年失業率攀升、社保缺口擴大、社會流動性下降所導致的群體焦慮等。這些挑戰的復雜性，即便伴隨一次外部地緣政治勝利，亦不會自動消失。

換言之，在未來的歷史評估中，真正影響中國國家能力的，並非在當下實現罔顧制度差異的“統一”，而在於能否通過制度松綁與社會信任重建等，重新釋放經濟社會的內生動力。若內部結構持續僵化，即便完成形式上的統一，也難以提升國家能力，反而可能進一步擠壓資源、加重治理負擔。

“解放思想”與國際性制度競爭

從國際視角看，美中兩強在經濟規模上的此消彼長固然重要，但世界更關注的是兩國在“制度競爭”上的差距：透明度、法治、科研自由、資本市場可信度、政策可預期性等。

“收復台灣”固然可以帶來短暫的民族主義動員，但無法改變外界對中國制度收緊趨勢的警惕，反而會加劇風險評估中的不確定性。

相反，“解放思想”所代表的改革方向——恢復政策辯論、允許社會試驗、給予市場更大自由、激活官僚體系的專業能力、強化法治監督等——均有助於重建國際信任，使中國從“高度警惕的孤立巨人”回歸為“可預測的大國”。這種制度層面的改善，其長期戰略價值遠勝於一次性的地緣政治成就。

韓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所做出的選擇，為中國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平行案例：當經濟瓶頸、外交壓力與社會緊張共同逼近時，韓國並未訴諸民族主義的“對外沖突”或統一議程，而是選擇制度開放與民主化。1987年後的改革釋放了深厚能量，通過科研投入、制度升級和國際規則參與，韓國迅速躍升為全球科技與文化強國。

因此，中國當下的真正瓶頸，既是八九六四時期未竟改革希望的延續，也是崛起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面對的結構性考驗。若不能依靠制度創新與思想開放來提升國家彈性，即便勉強完成統一，也難以承受後續的治理成本，國際形象與公信力亦難以改善。

習近平的政治遺產：真正的歷史檢驗

當外界普遍將習近平的歷史地位與台灣問題綁定時，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正在浮現：在政治結構日益緊縮的條件下，中國是否仍有重新開啟改革空間的可能？

習近平主動提升胡耀邦紀念規格，至少表明改革時代的某些象征力量仍具社會召喚力。真正問題在於：其是否願意在高度集權的政治架構下，重新為中國打開一個可討論、可試驗、可創新的社會空間？

如果答案趨向肯定，那麼他的歷史地位將不取決於台灣問題，而取決於能否帶領中國突破制度邊界，實現新時代的“思想解放”。歷史上的偉大領導者，往往並非因民族主義動員而名留青史，而是因其能夠引領國家擺脫舊框架、創造新的制度與思想空間。

換言之，不管“收復台灣”的誘惑何等強烈，習近平最終的“千秋功業”，不會由該地緣政治姿態所決定，而將取決於其是否有勇氣突破自身政治體系設定的邊界，使中國真正走上思想開放與現代治理之路。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哲學博士。研究領域涵蓋文學史、電影、國際關系及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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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呂恆君